隐地，本名柯青华，浙江永嘉人，一九三七年生于上海，七岁时，送至昆山千灯镇小园庄顾家寄养。一九四七年十岁时，由父亲接至台湾。因父母离异，导致家道中落，面对经济困顿的窘境，隐地卖过报纸，送过煤球，但始终奋发向上。    通过不停地投稿，隐地为自己写出一个属于他的文学世界，他是台湾重要文学出版社——已有三十四年历史的尔雅出版社负责人，他曾担任《书评书目》杂志总编辑，他也是台湾“年度小说选”、“年度诗选”的创办人。隐地从十八岁写作至今不曾停歇，已出版长篇小说《风中陀螺》、短篇小说集《幻想的男子》、散文集《荡着秋千喝咖啡》、诗集《法式裸睡》、评论集《隐地看小说》等各种文类出版物合计五十余种。

    “……我相信总有一天，属于我的事业，会有涨潮的时候！”
    台湾著名作家隐地的父亲一生宗奉这句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涨潮之日。隐地却由此选择了一个反其向而行之的座右铭：“站起来！你自己不帮助你自己，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涨潮日》是隐地自己的传记，也是中国台湾从五。年代到二○○○年的文坛缩影，共收二十五篇散文，以个人“成长的故事”为经，以“走过的年代”为纬，道尽人生沧桑，却又处处充满生命的激情。这样一种类似自传的个人书写，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变迁、台湾变迁的读本，同时，它也是一个关于贫穷、理想、坚守、奋斗的人生读本——每个人都在期待自己的“涨潮日”。白先勇先生说这《涨潮日》“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作励志读物”。
    《涨潮日》曾获台湾《联合报》二○○○年读书人最佳书奖，《中国时报》开卷版“影响二○○○年度特别注目”。

    隐地兄的散文清澈如水，醇厚如酒，奔腾如何，徜徉如海，已可以说自成一家。
    --王鼎钧  作家
    “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
    --白先勇  作家
    至于全书理趣，则自饱满的叙事中轻轻逸出，仿佛风行水面的涟漪细纹，看似闲来一笔，无关紧要；却是语浅意深，完全出自“生命的学问”，兜出哲思的睛光。
    --张春荣  台湾教育大学教授

    成长的故事
    上海故事
    我不是上海人，但因为诞生在上海，一辈子的记忆注定会和这个城市纠缠不清。
    其实我和上海像是有缘，实际无缘。当我才七岁时，就被父母送到江苏昆山一家顾姓人家寄养。一九四七年底，我十岁的时候，在台湾省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教英文的父亲，特地到上海接我来台。
    说到父亲怎么会在五十四年前就漂洋过海，从上海独自到台北来教书，想来真是一则传奇。原来父亲赋闲在家，他在台北北一女教书的好朋友突然生病，写快信到上海请他代课，代了半年，他的朋友身体复原，但当时学校缺人，就请父亲留下来教书，父亲喜欢台北的纯朴安静，写信给母亲和姊姊，她们都到了台北，第二年，父亲专程到昆山接我。
    当时十岁目不识丁的我（全村庄的入都不识字），正准备下田学插秧当一个农夫。这是我一生的关键，如果不是母亲在台北天天吵着要父亲赶快接我来台，我如今很可能是一个又黑又老且不识字的典型中国农夫；台湾当然也不会有一家名叫尔雅的文学出版社。
    （母亲，在您生前，我从来不曾说出对您的感激，感激您生我，又在紧要关头改变了儿子的一生命运。）
    从我住的小园庄坐船到昆山，再从昆山到上海，待了两天一夜，如今留存在我脑海的只剩下一场电影。
    七岁以前，我没有看电影的印象，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电影。在昆山的三年，倒看了一些野台戏，只晓得戏台上的人全是穿古装，穿现代装的人不是拉胡琴就是搬椅子桌子的工作人员，怎么到了上海，父亲带我看戏的地方，竟然挂着一块大白布，布里面的人都穿时装，许多人走来走去，从头到尾没看到穿古装的人出现，当白光消失，父亲就带我走出戏院，我却还一直等着好戏开锣。没有人翻筋斗，没有缤纷多彩穿古装的人唱戏，这怎能算看戏？父亲是严肃的人，我和他整整隔开了三年，更不敢去问他，上海人演戏，怎么没人拉胡琴，也不见主角出场？
    要经过多少年之后，我在台北一遍又一遍地看陈娟娟的《四千金》、陈云裳《木兰从军》、屠光启《出卖影子的人》、龚秋霞《柳浪闻莺》、周璇《三笑》、白光《荡妇心》、《六二六间谍网》和《血染海棠红》……我才突然省悟，那次父亲在上海其实带我看的是电影——我生命中的第一场电影，和乡下看的野台戏是完全不一样的。
    父亲是浙江永嘉人，母亲是江苏苏州人，在三○年代，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老病死在自己家乡的年代，他们如何会在上海聚合，而使得世界上增加了我这样的一个新生命？
    这个“上海故事”．说来神奇。
    父亲年轻时在温州（永嘉别名）家乡的婚姻由父母决定，他虽然和大妈生下两个儿子，却仍然逃家出去，一个人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遇到当时担任接线生的母亲，父亲说自己是单身汉，他是之江大学外文系的学士，在那个中国过半人口都不识字的年代，大学毕业生是多么引人羡慕的招牌，再加上父亲一向爱穿笔挺的西装，母亲说她就是这样被父亲的外表所骗。
    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
    父亲和母亲在上海租了一间亭子间，开始他们一生快乐很少、哀叹不断的生活。
    他们一定努力过、奋斗过，想过好一点的日子，但上海必然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了。“上海这个地方看上去大家都是来冒险的，机会相当，可其实上海更像一个大大的玻璃橱窗，把她想要的东西展示给她，但不给她。”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里，把到上海淘金的男女说得赤裸，文中的“她”，虽有所指，其实也可指任何一个想到上海做发财梦的人。我的父母显然也是上海生活的失败者。
    而母亲又怎么会到上海的呢？她一个苏州乡下姑娘，最初能嫁到上海，。一定以为从此可过吃好穿好的富贵生活，生了姊姊，不料丈夫却过世了。母亲带着姊姊，是在怎样的宿况下，做了当时最时髦的行业——接线生？又是什么机缘认识了父亲？这些谜团，在我们那个威权年代，父母不讲，孩子当然不敢问．如今父母长埋地下，所有的疑惑，都不可能寻到答案。
    父亲一生中事业唯一的高峰，就是在接我回台的轮船上谈成了一笔生意，他取得上海种玉堂大药房台湾的总代理权。
    据说凡是生不出孩子又想得到孩子的夫妇，只要吃了我们家代理的种玉丸，就会如愿以偿。那时我们住在宁波西街八十四巷四号，是北一女配给父亲的宿舍，当年大门上就挂着一块“上海种玉堂台湾总代理”，由于这面招牌，我们家进进出出的男女特多，那一阵子也是我们家经济状况最优裕的几年，如陈丹燕所说：“上海人……要是有一点钱，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来，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母亲本来就是漂亮又爱干净的妇人，经她一打理，我们家和左邻右舍比起来，真的像很有钱的样子，可惜不久就碰到一九四九年，上海和台湾一切来往切断，种玉堂的药丸售完之后无法补货，总代理权也就无疾而终，而家里的开销大了一时省不下来，光靠父亲有限的薪水难以维持。母亲在原先挂“种玉堂”招牌的地方，改贴“代织毛衣”四个大字，姊姊也是织毛衣的能手，和妈妈合作，织出一件又一件好看的毛衣。上海人不服输不屈服的精神，我从小就由母亲好强的性格里学习了来。只是命运磨人，母亲愈想过好日子，父亲却像中了邪，做一行垮一行，又因为他一心一意想做生意赚钱，无法专心教书，一九四九年大量大陆逃难人口流转到台湾，人浮于事，不久，爸爸失去了教职，上海来的这对夫妻——我的父每——从此吵架，冷淡对方，一生过着穷困潦倒的拮据生活；快乐，也就从此和我们家绝缘，欢笑消失在我的童年，以及往后漫长的青年发育期。
    我的上海话及其他
    母亲于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一日去世，享年八十四，母亲过世后，我的上海话就完全用不着了。偶尔，我会自言自语，当我发现自己竟然用的全是上海话，可不只吃了一惊！
    “一定是我真的老了！”人家说，人一老，就会用家乡话自我咕哝。
    我是浙江永嘉人，永嘉就是温州。温州话很不容易听懂，有点和福州话一样，都是说得极大声又不悦耳的语言。小时候住日式榻榻米房屋，父亲有一位福州籍的老朋友，两人在客厅喝茶聊天，一个福州口音，一个温州口音，其实他们是在谈笑，但我在隔壁房间听起来，总以为他们是在吵架。福州人和温州人说话，真的是声震屋瓦，尤其爸爸的温州话，尾音总是“我天，我天……”让我这个一辈子未去过温州的温州人，产生的第一个联想，温州人仿佛心里老有吐不完的苦楚，要不断地大声向人倾诉，向天呐喊！
    而我们家一向说上海话。爸爸的温州话，唯有他的温州老乡光临，才有机会使用。
    母亲是苏州人，母亲的上海话带了苏州口音就特别好听。姊姊的上海话标准，而父亲的温州腔上海话当然不灵光。而我说话的口音最为特别，说国语的时候，别人说我是台湾人，说台语的时候，别人一听就是外省人，更奇怪的是，连说上海话，也带着台湾口音。
    从小，我习惯和爻亲、姊姊说国语，和母亲说上海话。记忆的丧失是很恐怖的，父亲去世三十年，如今父亲的音容笑貌，即使认真地回想，记忆却无法清晰了。
    母亲去世如今转眼已经八年。母亲的死，把我和自己的童年完全切断了。我记忆中三个童年居住的地方——上海、苏州和昆山，剩下的些微记忆，仿佛黯弱的光，快要保不住了。十年前（一九九○），还是“文学五小”的年代，曾和纯文学的林海音先生、大地的姚宜瑛大姊、九歌的蔡文甫和洪范的叶步荣兄去过上海，住在花园大饭店，也在南京路走了几趟，然而和我记忆中繁华的上海无法叠合，这几年，每个去过上海回来的朋友都告诉我，上海如今变得多么漂亮，建设进步得多么神速——然而对于所有兴建中的都市，我其实都会却步——台北，就是一个永远在兴建中的都市。
    我渴望一个兴建完成的都市。都市就像一个家，一个家如果住进去之后，每天厨房、厕所……永远敲敲打打不停，让人魂魄颠倒，对于不耐噪音的我，如何受得了？上海，我在想，或许夜景灿烂，但白天的上海，一定飞沙走石，怪手伸天，我期盼再过三年五裁，上海能予人一种“建设完毕”的感觉。然后隔个十年八年再去，仍能让人觉得“就是这样”、“还是这样”，而不是总让人觉得“完全不一样”了，“一点也不认识”了。中国，战乱太久，让人缺乏安全感。“稳定”是一个大都市的基石。两岸的中国人，其实都善变，一会儿学西洋，一会儿学东洋，只要有了一点钱，就拆旧的，盖新的，一有念头，就有动作，从一家商店的装潢——今天红，明天绿，刚装上方门，又改建成圆门，不久连门也拆了，突然又迎合后现代了——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习性，因此，一条街的整体个性建立不起来，一座城的风格当然也就说不上了。
    到餐厅吃饭，偶尔碰上一桌人都在说上海话，听着听着，真想插话进去，还好只是心里想，否则一定把别人吓一跳，以为碰上一个神经病。不过毕竟不说上海话已经八年，真有上海人和我说上海话，不到五分钟，我反而又主动和对方改说国语。     看来我的上海话就到此为止了。
    附注：作家艾雯女士，是苏州人，怕我把上海话忘光了，每隔一段时日，她总会在电话里引我说上几句上海话。
    涨潮日
    我的少年就是在宁波西街、南昌街、牯岭街不停地穿梭中消逝的。父亲早年分配到的宿舍，是一女中向台北市政府，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租来的，我因当时年纪太小并不清楚，只知道，收租金的单位收不到钱，就向住在房子里的我们说只要把北一女历年积欠的房屋租金一次全部缴清，就将房屋直接租给住户，这就是为何后来父亲改到当年设在南昌街的樟脑局（公卖局斜对面，现为立体停车场）上班，却不向樟脑局申请宿舍，而仍住在宁波西街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逃难潮涌来的各省人口一波接一波，北一女的学生不停增加，教师人数同样剧增，宿舍不敷使用，学校很容易想到宁波西街八十四巷有几户和我们情况相似的住户，他们希望收回宿舍，让正在学校教书的老师居住，于是一来一往，我们这几户联合起来和北一女打起长期房事官司来。
    当时北一女的校长名叫江学珠，母亲书读得不多，但是颇能据理力争，她要父亲去见江校长。……

序
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
序曲
潮水
第五十八首
成长的故事
上海故事
我的上海话及其他
涨潮日
传说
饿
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
孤云和孤影
新天地
书墙·书架·书橱
哥哥·欧洲和我
少年追想曲
半身之有
附录：诗集
走过的年代
五○年代的台北
一条名叫时光的河
翻转的年代
附录：到林先生家做客
十年流金
附录：王鼎钧的圣歌
我的九○年代
二○○○年·今昔今昔
梦想的追求
文学追梦五十年
我的拉力（代后记）
附录
隐地涨潮
冠礼
母亲的〔涨潮日〕
天外黑风吹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