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男子闻到的香水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在巴黎读书时还是个童男子，是个本分又性感的童男子，那样子仿佛是照着赵文煊来写的，这部电影亦是赵文煊和陈冲主演。振保头一次在巴黎接触妓女，张爱玲写道：“外国人往往比中国人身上多着点气味，这女人自己老是不放心，他看见她有意无意地拾起手臂来，偏过头去闻了一闻，衣服上，胳肢窝里喷了香水，贱价的香水与狐臭与汗酸味混合了，是使人不能忘记的异味。”
这贱价香水气味振保酷爱，张爱玲也喜欢，她的嗅觉就是异于常人，曾经如此坦言：“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所以，张爱玲常常入了迷似地描写气味，她沉迷于“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间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让我闻见了就觉得饿”。她是如此俗气，烧焦的牛奶、廉价的香水，她统统喜欢。生活在“赤刮刺新的”老上海，迷恋于烟花红尘，又如何能少得了香水？香水气味一直在她领袖间袅袅四散，她笔下烟视媚行的女子，就宛若一款款或浓或淡的香水——《十八春》里的曼桢，是装在水晶瓶里的名贵香水，美丽而易逝。《金锁记》中的七巧，是劣质香水，机缘巧合地装在水晶瓶中，气味依然刺鼻。《倾城之恋》中的自流苏，是高档香水，却被随便装在玻璃瓶中，丢弃一角。还好，一个懂香水的男人发现了她，怜香惜玉地收藏起来。
女人的一生，其实就如同一瓶香水，越有味道的女人，越是幽香久远，比如爱香水的张爱玲，到如今依旧沉香袅袅，不绝如缕，像一瓶不易挥发的香水——她不但喜欢香水，也爱送人香水。海外头号“张迷”水晶曾在《夜访张爱玲》中说：“访谈从晚上七点半直到凌晨三点，涉及张氏的创作及在文学史上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了她逸兴遄飞、笑容可掬的神态。她早已准备好一份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去购买了一瓶八盎司重的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使我非常惶愧，因为来得匆‘瞧，没有特别预备什么东西送给她。”另一位陈少聪，1969年秋在加州犬学附设的中国研究所语言部门供职，有章做张爱玲的助手，和张的办公室只隔一层薄薄的木板，呼吸之声相闻，却从不来往。一次偶然得知张爱玲患了感冒，便悄悄买了中药放在她寓所门口。次日他来上班，桌上放着一张张爱玲的留言条，写着“谢谢”二字，纸上压着一小瓶香奈儿5号香水——香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张爱玲温暖、温情的一面。
当然，对香水久久难以释怀的，还是那个童男子振保，即便这香水是贱价的，与狐臭混合的，亦使他终生难忘——像所有青春年少的童男子一样，事隔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在香水氛围中抵达肉体欢乐的巅峰——那种高潮，只因香水，无关情欲。
2.黪桃花赛璐璐梳子
“心心放下了桃花赛璐璐梳子，掉过身来，倚在脸盆边上，垂着头，向姚太太笑着。”——这是《琉璃瓦》中的一个场景，张爱玲在这里写到一把漂亮的赛璐璐梳子，她出现在心心手中，有点李清照的感觉：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张爱玲应该喜欢沉香木梳，不过赛璐璐梳子出现在老上海，亦是时髦物品。心心家姊妹多，不可能请梳头娘姨，张爱玲小时候应该有，否则像她曾外祖母李菊耦那么复杂的发式，自己不可能梳成。包括她母亲和姑姑的爱司头，得有专门的娘姨来打理。据说蒋介石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从奉化来上海，蒋就专门为她请了个苏州梳头娘姨。就像扬州出的搓澡工是最好的一样，苏州的梳头娘姨也是史上第一。别看人家是梳头女，可也是见过大世面的，看到毛福梅发式土气，立马就给她梳了一个上海滩最洋气的，毛福梅很开心，就长期雇了她。那个名妓赛金花，光梳头娘姨就雇了两个，没有两个真不行——张爱玲说“三绺梳头，两截穿衣”，那种发式形似凤凰头，两个娘姨也要手忙脚乱。上海当年的梳头娘姨已是三百六十行之一，地位比女佣高，薪水自然也高，因为这活有技术含量，一般女佣做不了。很多梳头娘姨兼做绞面，北方话称“开脸”，就是拿一根细红绳绞掉姑娘脸上的毫毛，让她净面出嫁。同时她们还兼卖蕾丝流苏、胭脂花粉，因为婚嫁之女也需要这些小零碎，所以梳头娘姨又被称为”流苏喜娘”。
桃花赛璐璐梳子当时在上海滩很流行，不全是桃花，也有梅花、牡丹或月季，梳头娘姨们最爱用它，因为鲜艳而喜气。每位娘姨大大小小的梳子有很多把，先将太太小姐的发髻拆散，用大木梳梳通，再用细齿篦子篦。接下来大大小小的桃花赛璐璐梳子就派上用场，细齿的、短齿的，梳上很多遍，搽上从三马路戴春林买来的桂花头油。鬓角刷上一点刨花水，就相当于现在的打摩丝。要是横爱司或竖爱司，那就更得花工夫。怕太太发急，能说会道的梳头娘姨顺带说点花边八卦新闻供太太消遣：“凯司令”栗子蛋糕上柜了；宋家太太在麻将桌上连和三局，手兴得不得了——张爱玲这时候就是边上的观众，惊羡万分地看着母亲头上发生的一切。她后来经常写到梳子，“在早晨，村子里的人都挤在他家门口看新娘子。金花装扮好了坐在那里，由一拿挑选出的全福太太在旁边替她梳头、搽粉抹胭脂。”这是《秩歌》里的乡下，乡下新良也讲究梳头。“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蕾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这是外国的城堡，女人照样也爱梳子，而且还是玳瑁嵌宝梳子。
其实，无论是中园的乡村还是外国的城堡，无论是老上海的桃花赛璐璐梳子还是现在的谭木匠精品梳子，凡爱美的女人，都会爱上一把漂亮的小梳子。
3.八岁梳的爱司头
上海人似乎喜欢拿头说事，挂在嘴边上的话就是搞花头，玩噱头——论是搞花头还是玩噱头，这个“花”字花的不是手， “噱”字噱的不是而是头，肯定也是有来头。比如张爱玲，她对头就颇有讲究，否则不会着母亲在梳头，就仿佛等不及自己长大，急吼吼地赌咒发誓：我八岁要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
在童年的张爱玲看来，母亲、姑姑那一拨姐妹淘里，最优美、最有风的女人，都是梳着爱司头的：华美的旗袍装、优雅的爱司头、闪闪发亮大耳环、滴滴答答一路响过来的高跟鞋，女人的玲珑身段、霓裳鬓影一口红吻痕印在心头，深艳而寒冽、繁茂而荒凉——这是小爱玲对女人最迷痴、最癫狂的想象，近在身旁的母亲成了她的参照物与描摹本。张爱玲一向与母亲疏离大过亲近，偶尔握到她的手，“带有生疏的刺激性”，甚至远不及姑姑，姑姑的家于她还有“天长地久的感觉”。但是感觉归感觉，她无法敌得过母亲头上的爱司头与脚上的高跟鞋，一脉华丽缘伴随她，如一根豆芽，在阴暗霉绿的老房子里歪歪扭扭长大，长到可以梳爱司头的八岁，丑陋的茧蛾一朝咬破茧壳，化身优雅的蝴蝶翩翩起舞——所以在张爱玲笔下，从来不乏梳爱司头的女人，从《沉香屑》中的丽笙，到《十八春》中的曼璐，梳爱司头的女人，才是风情万种的海派女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老上海花季，上至社交场合的名媛女星，下至阁楼弄堂的保姆娘姨，凡女子都要留发髻。发髻的式样一般分桃子髻或如意髻，其中如意髻就被称为爱司头。此发式看似简单，做功却颇不容易，要有一定的耐心、细心和一份精心。生活节奏的加快、闲情逸致的退减导致爱司头失传——历史的点点滴滴就在人们歌舞升平或粗枝大叶的生活细节中。现在人们提起张爱玲时代的老上海，就宛若一朵缓缓绽放的海上花，摇曳的旗袍，昏黄的汽灯，一尘不染的高跟鞋，一丝不苟的爱司头，欲藏还露的渴望，欲说还休的情感，一张褪色的月份牌，一张泛黄的老唱片——李泉的歌仿佛就是为这一幕倾城之恋配曲：“黄包车寂静的穿过，/亨得利表店隐约的算盘声，/滴答着时光的价钱。/弹落掉老刀牌香烟的灰烬，/丁香楼已换了佳人，/再没人梳起时髦的爱司头，/再没人带她去百乐门。/花花大世界，/惊起多少鸳鸯蝴蝶，乌鸦麻雀，/灯火阑珊夜，/掠过多少金粉银光，啼笑风月……”
据说爱司头源于日本，标准的写法应该是S头，将秀发用发夹固定成S状，有横S竖S之分，再配以旗袍或和服、高跟鞋或木拖屐，从缤纷樱花下或长长弄堂里逶迤而过，这份美有点惊心动魄，至今缅怀起来，仍仿佛在月夜诵读俳句，或者坐在春光里欣赏一册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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