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1929年出生于南京，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退休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十二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2008年1月被聘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特别顾问。曾入选美国Marquis1993至1995年世界名人。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经济学的智慧》等书。发表了几百篇有关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八十回望：走进茅于轼》作者来源之广，足以全面反映茅于轼的思想和为人。作者中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也有事业成功的企业人士；有和茅于轼相知多年的同事朋友，也有和他从未谋面的青年学生；有从业多年的媒体记者，也有奔波劳碌的上班一族……那些与茅于轼素不相识的普通人的经历和感受，尤其值得更多的普通人去阅读和思考。
　　让每一位读者在阅读《八十回望：走进茅于轼》后改变对茅于轼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非常期望，那些对茅于轼的观点只有初步印象或一知半解的人，可以通过《八十回望：走进茅于轼》对他的思想和理念发生兴趣，并作进一步的了解。为此，我们在书中特别强调他的思想渊源与学术背景，并列举了他的主要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作进一步的阅读。
　　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民众对公共话题的参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争议茅于轼的观点，是因为这些观点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对于公共决策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不过，要使公共讨论产生好结果，准确理解彼此的观点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我们希望，这《八十回望：走进茅于轼》能成为人们阅读茅于轼其他著作的路标。当然，也希望读者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每一位在公共话题中被关注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
　　对熟悉茅于轼先生著作和思想的读者来说，《八十回望：走进茅于轼》关于他的生活故事与生平记忆的内容具有特殊的阅读价值。除了同事旧友的回忆，茅于轼先生为《八十回望：走进茅于轼》撰写了2万多字的文章《八十自述》——这是他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个人经历与国家变迁的深切回忆与告白，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他内心世界的读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记录。

　　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我除了在西方经济学的书本上读到过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之外，没有听到有哪位中国经济学家比茅于轼老师更早对这一概念进行过阐释和介绍。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和茅老师在一起，从来没有觉得他是长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风平易近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
　　——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
　　茅老师不仅是善于坐而论道，而且还是身体力行，敢于实践的学者。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八十回望
　　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点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这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小就有。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八个，二房有七个，再加我们这房四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三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很不幸，在抗战中1941年去世了，活了不到四十岁，她生了二个儿子，姓戴。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只活了六十多岁，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爸爸特别去南京奔丧。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鼓励我写好字。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七十。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居家贫困，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大，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回到南京老家，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依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开办柳江机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非党人士是得不到信任的，有职无权。所以解放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作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解放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不能统一备制。标准化的工作从解放前一直继续到解放后，做了几十年。他在工作作风方面，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看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舲诗）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大舅舅陈霆锐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
　　一辈子的“吃”
　　过去的80年里，生活好的日子并不多。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五百块钱，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轻伤的伤兵的伤好一点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一所相当有名气的小学校，教学质量很高，有一个大操场，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他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湖南人语文水平高，字写得漂亮。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前几年我再去访问时，已经今非昔比，显得相当败落。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记得父亲在亨利钟表点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美茄手表，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那只表后来戴在我的手上。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虽然修理过许多次，还走得很准。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一直用到结婚后，买了一只日本表，性能比它好，就不再用了。这只表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5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后来知道卖得大大地便宜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古董卖的。
　　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经常吃不饱。每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吃得慢，别人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经常走过校门口看见小摊上挂的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只菜，一只是炒肉丝，一只是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跟着我。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同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卖，有奶油，冰淇淋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常，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大，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ration（配额给养），一个涂腊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磅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给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

前言
八十回望
我的爸爸妈妈
一辈子的“吃”
挨饿
学习和教育
爱人赵燕玲
当右派
扶贫
天则经济研究所
衰老
学术总结
对中国社会的展望

思想溯源
遥望茅于轼
平实以致远：记茅于轼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与我
帕累托最优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悖论
茅于轼的桃花源

风口浪尖
那些攻击茅于轼的“网络民意”
语言暴力的根源
谩骂者自辱
“保护富人”的未尽之意
多一份知识，多一份度量
求真路上的坚定行者
搬起石头，砸死耶稣
中国文化里的“螳螂吃夫”
他的心向着骂他的人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我所认识的茅于轼
国宝茅于轼
绅士茅老
从茅于轼先生的视角谈“剥削”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战士

为人师友
我治学为人的楷模——茅于轼先生
如兄之友，如父之师
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同时是一个高尚的人
杨小凯与茅于轼：平生风谊兼师友
茅于轼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未敢忘记的关照
知识分子的楷模
茅老其人
年轻人茅于轼
经济学的素养
我智识生活里最难忘的篇章
与茅先生同行
影响我一生的人
知行合一的儒者
一身风骨，垂范后学

播种观念
大师为我启蒙
真正的思想者
阳光茅老
读《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
偶遇《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给你所爱的人以真理
作为制宪与文化复兴工具的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
记茅老师的一次演讲
育人无声
特殊的致敬
宣扬“价格万岁”的勇士
以茅先生的视角看救市
我所理解的茅于轼
曾经误解
思想着的人永远年轻
自由经济思想的传播任重道远

知易行难
我与茅老师的扶贫之路
十五年历程，见证茅老“为穷人办事”
仁爱之师
茅老改变了我
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长寿
茅于轼的“小额贷款梦”
大经济学家办小保姆学校
一个NGO的中国式生存
茅于轼和《村民委员会选举法》
对教材垄断的一次宣战
效率最高的经济学家
传统与现代的契约精神
真实与宽容
白发英雄照夕阳

生活本色
记茅于轼先生
难忘的“老板”
他还骑自行车吗？
我的贵人茅于轼先生
敬重茅于轼
茅于轼印象
为我交学费的老人
用心良苦
我和茅老师的两次见面
平易近人的茅老先生
茅老劝我不灰心
温良如玉茅于轼
淡定的幸福
写给舅舅茅于轼
附：茅于轼主要著作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