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副校长王小林在蔡尚思教授
告别仪式上的致词
中国共产党员、著名历史学家、副局级离休干部、教授，原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二级教授、系主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全国宗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史学会副会长，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世界太极学会荣誉会长蔡尚思同志，因肾、心衰竭，于2008年5月20日2时4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4岁。
蔡尚思同志1905年11月10日出生于福建德化一个塾师家庭。1920年前，在家乡半耕半读，曾入私塾及县立小学念书。1921～1924年入邻县永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就读。1925年夏，冲破重重阻挠，以同等学力在北京自由听课，并进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北京大学研究所，师从王国维先生。后又拜梁启超、蔡元培为师，开始专治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后亦曾向太虚、蒋维乔问佛学，向章太炎问国学，向李石岑问哲学，向吕思勉问通史。1934-1935年，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住读，日夜苦读十六个小时，系统地读完了该馆集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的资料达二百多万字。
自1929年始，蔡尚思同志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文化斗争。1929—1934年，他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担任讲师、教授，曾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5--1936年，任沪江大学文史特种教席。其间他为地下党保存和转递秘密文件，为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提供方便条件。1942～1 945年，同时任沪江、复旦、东吴等大学及无锡国专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并与郭沫若、茅盾、马叙伦、郑振铎等二十四人发起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与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等四人发起成立上海大教联及文化研究所，任干事与常委。在任沪江大学教授期间，为反对蒋介石集权思想和集权统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解放前的最黑暗时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女权·人权·民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贵“顺潮流” 不贵“合国情”》，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清政府与国民党宪政之比较》，在《大公报》发表了《民主的种类与重新估价》。1931年发表《死圣人与活人民孰重?》，矛头直指戴季陶。在《时与文》上发表了《养民·教民·治民》等共100余篇檄文，矛头直指蒋家王朝的统治。为此，国民党当局教育部于1948年曾下一个命令给沪江大学：“该校中国通史教授蔡尚思，系奸X分子，持论狂妄，平日教学专事打击政府；而在沪版《大公报》暨其他杂志发表之言论，尤言伪而辩，悖逆反动等情，仰察切予以注意为妥。”他曾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他为中国民主革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论战作品后结集而成正补二编《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该书出版时，受到当时进步学者范文澜、齐思和、黎澍、任继愈等人的高度评价。
从上海解放至1952年，蔡尚思同志在沪江大学任教授、代校长、副校长。全国院系调整后，他第三次回复旦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领导小组副组长等。 “文革”中遭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研究生部副主任等职。
在担任繁重的校系行政工作的同时，蔡尚思同志始终坚持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生命，继解放前出版的由蔡元培、蒋维乔、柳诒徵、顾颉刚、陈中凡等名家作序推荐、多次再版、影响深远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王船山思想体系》等多本学术著作。尤其可贵的是，蔡尚思同志于1986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在80岁至100岁之间，又陆续新撰《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墨子思想要论》等一批新著。2005年9月，在蔡尚思同志百年华诞之际，其家乡福建泉州市政府和德化县政府全力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生前出版和发表的全部学术专著及论文，计约四百万字，集辑成《蔡尚思全集》共八册。它是蔡尚思同志八十余年来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的一份忠实记录。《全集》资料闳富，无征不信，领域宽广，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不迷信前人，不曲学阿世，独成一家，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独立思考，勇于争鸣，绝不人云亦云，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勇气与学术精神。2006年，在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蔡尚思同志因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独特见解和丰富著述，获得“学术贡献奖”。
蔡尚思同志的一生，是现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离休干部，而且还是一位在思想文化史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他的道德文章和学术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永不毕业，长葆青春”的治史、为人原则，以及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在心。
（2008年5月20日）
最难忘勤奋与率真——蔡尚思先生
金冲及
我同先生接触中的感受，最难忘的是两点：一是勤奋，一是率真。同勤奋和率真相对立的，是浮躁和趋时。这两点正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先生治学的那种勤奋和率真，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一剂良药。
蔡尚思教授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我在复旦读书时，先生正担任沪江大学教授，常能在报刊上读到他直言不讳的文章。1948年初，复旦史地系同学请先生作学术讲演，我作记录，整理后在学生刊物上刊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蔡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到复旦担任历史系主任，同他的接触便多起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把自己看作先生的学生。
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成就，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这里不再赘言。其中给人很深印象的，是2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书时，王国维曾称赞他的文章“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欲言，甚为欢喜”；梁启超也曾写信给他说：“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这两件事，我过去都曾听先生讲过。曾经受过梁启超、王国维这两位大师直接教诲和赞誉的健在学者，先生可说是硕果仅存了。
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知识的渊博是众所周知的。它来自先生过人的勤奋。从青年时代到耄耋岁月，他身上总有着一股不断向前奋斗、仿佛使不完的劲。我听先生讲过，1934年后，他曾在素以藏书闳富著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日夜苦读，下狠心按照该馆的《图书总目》，系统地读完它的“集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的资料就达二百多万字。这需要何等的毅力！难怪该馆馆长、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要说：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第二人，可以比作蜜蜂的采花成蜜。据担任过先生助手的李妙根说，1981年先生76岁时，因为下楼不慎摔伤膝盖髌骨，医生用钢丝固定，叮嘱必需静养。他却利用这段时间，通读近五百万字的《船山遗书》，摘出资料，以后写成《王船山思想体系》。这又表现出何等的毅力！他在自勉诗中，有“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之句。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佩！
先生为人率真，也是众所周知的。每次去看他，他总要滔滔不绝地谈上一两个小时，毫不矫饰地谈他的肺腑之言。治学时，他同样总是直陈己见，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治学意志坚，自甘做异端”。他出生在贫穷的山区。母亲教导他： “干言万语都没有‘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抱不平而读书’这两句话的重要。”他最看不得那种不平之事，因此常说“我一生反封建”。他数十年如一曰地始终坚持对封建旧传统思想持批评态度。读先生的文章，从严肃的论述背后，很容易感受到一种真挚的激情。
同勤奋和率真相对立的，是浮躁和趋时。这两点正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尽管它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终究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对先生论著中有的具体论点，读者可以有不同看法，这正是先生历来提倡的争鸣精神。但先生治学的那种勤奋和率真，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一剂良药，很值得人们学习。由于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的渊博知识，对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读者更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得到许多教益。
先生七十多年中的著述十分丰富。他二十五岁时就出版《中国学术大纲》、《孔子哲学之真面目》等六部著作，九十多岁高龄时又出版了《论语导读》、《墨子思想要论》，现在能找到的论著约四百多万字。今年是蔡尚思教授百岁华诞。先生家乡泉州市政府和德化县政府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全集，确实很有意义。
作为后学来为先生的全集写序，实在深深感到惶恐和不安。但全集编者一再盛情嘱咐，自己也有一些不能已于言的话愿意借此说说。写下这些，不过是自己的一点实际感受，用以求正于读者，并为先生祝寿。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