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追求境界的楷模
周文王
【原典】
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逞也，勤也；汉文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矣乎。
——杂著·汉文帝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
——文集，国朝先正事略序
【简传】
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朝开国之君周武王姬发之父。周人是夏朝末年兴起于我国陕西、甘肃一带的一个古老部落，相传周的始祖后稷之母姜螈出于野外，脚踏巨人足印，有感而生稷：古书传说后稷曾担任帝尧的农师。到古公直父时，周人在陕西岐山以南周原一带定居下来，修建城邑，设官立职，建立了国家雏形，后来周人称古公童父为太王，尊奉为周王朝的奠基者。
古公亶父死后，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皆辞王位，逃入荆蛮之地，让位于少弟季历，即周文王之父。从季历起，周人和商朝的关系逐渐亲密，商王为了结好于周人，将挚君之女太任嫁给季历，生下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这时，周人的势力日益强盛，先后打败了西落鬼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部落，基本击退了西北各个游牧部落的威胁，使周人在黄河中游的统治得以巩固。
周的发展和强大引起了商王的不安，于是借故杀了季历。季历死后，姬昌继立，继承了父亲从商王那里获得的封号——方伯，由于位于商的西方，故又称之为“西伯”。周文王在受“天命”之前，一直用这个名号。
文王即位后，遵循先祖创业之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天下贤人都乐于归到其麾下。由于崇侯虎的谗言，商纣王将文王囚禁在美里（今河南汤阴），长达七年，最后被释放。从此文王内修仁政，阴行善德，诸侯遇有纷争不去求商王判决，而是前来求文王公断。
当商纣王全力征伐东方各小国，没有力量顾及西方时，文王趁机攻打周围的小国，扩大自己的领土，先后征服了犬戎、密须、耆国、邗、崇等，并将都城从岐山迁到丰邑（今陕西西安附近），向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一步步逼近。此时，周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长江、汉水、汝水流域，商朝大约有三分之二成了周的领地。正当文王计划继续拓展其功业之际，不幸去世，由太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武王最后完成灭商大业。创立了周王朝。
【事典】
想成大事，先揽贤人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在位约五十年，为周武王灭商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王即位后，首先就是寻访贤士，并以此作为振兴周的根本任务。史书中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也就是说到了中午还来不及吃饭，因为他要接待那些贤士，因此天下贤士大多归附于文王。
在这些投奔文王的贤士中，最有名的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天、散宜生、鬻子、辛申大夫等人。其中伯夷、叔齐是隐居于孤竹国的贤士，他们听说文王对老人奉养甚厚，就离开孤竹，前往岐山居住；鬻子是受于楚的贤士；辛申则是商朝大臣，晚年经常劝谏商纣王，但纣王不听，使辛申感到绝望，于是投奔周。文王之子召公与其交谈后，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贤士，就向父亲文王推荐，文王亲自去迎接辛申，任为公卿，后来封于长子（今山西上党附近）。
得人才者得天下
虽然文王得到了众多贤士，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的抱负是要推翻商纣王的暴政，建立由周人统治的王朝，而不是做一个局限于西岐的西伯。因此，他还要进一步访寻天下奇才，来帮助他夺取天下。后来，义王与大臣到野外打猎，行进到渭水河边时，得知居住在附近磻溪的姜尚（字子牙，因其祖先封在吕地，又叫吕尚）是一个奇才。经过几次访求，文王才见到姜尚，并诚心恳请姜尚辅佐自己。姜尚被文王求贤若渴的精神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当了周国的军师。在姜尚的筹划下，周与虞、芮两国建立了同盟，又出兵征讨犬戎、密须、耆国和邗国，结果大获全胜，吞并了这些方国。这样，周国的势力开始深入到商王朝的中心地区。
在文王晚年，姜尚又出兵攻占了崇国。崇侯虎是商王的亲信，周灭崇使商王朝失去了在渭水流域的一个立足点。灭崇国后，周文王将都城从岐山迁到了丰邑，奠定了推翻商王朝的基础。
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姜尚继续辅佐武王，并被尊为“师尚父”。在姜尚的帮助下，周武王推翻了商王朝，商纣王自焚而死，周朝建立。由于姜尚在建立周朝的过程中，屡创奇功，武王分封天下诸侯时，姜尚被封在齐地（今山东中部和东部），成为齐国的始祖。
欲得天下，必得强人
当曾国藩在评价周文王统治时期的人才鼎盛局面时，说道：“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煜耀简编。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唯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汉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元世祖、明孝宗时期，“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但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问并不长，正如曾国藩此说的“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而周文王招贤纳士所形成的人才鼎盛局面，“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可与清圣祖康熙皇帝相比，所以曾国藩才赞叹道：“成康以泊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
修炼内功，相机而动
周文王统治时期，周之所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古公直父“兴起王端”之功外，与文王的统治政策密不可分。
关于周文王的统治政策，曾国藩曾做过精辟的阐述。例如他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细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
以上文字分别从处理内政、修身待人以及外交策略等方面说明了周文王的统治政策。
根据史书记载，文王即位之后，内修德政，遵循祖父古父、父亲公季的法度，笃行仁义，敬养老人，慈爱幼少，使国内民风大为改善，民心向善，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吾尝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周）文（王）、武（王）兴则民好善，（周）幽（王）、厉（王）兴则民好暴。”那么，为什么统治者推行德政能改善民风，使民心向善呢？这就涉及了风俗与移风易俗的功能。“上行下效谓之风”，统治者以国家强制力推行某些政策尚能行得通，一旦他们有意识地导民向善，自己也身体力行，那么对普通百姓当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使民“好善”。
示弱骄敌，预留生存空间
在对外修行德政的同时，周文王也开展了灵活多变的对外政策。
文王在治国上，重视农业。开垦荒地，广种粮食，促进人口增长。虽然是一国之主，他却与王后身穿粗布衣，亲自到田间参加采桑、种粟之类的农活。出巡时也尽量不扰民，有时还深入到百姓中间，一住就是几个月，以此来了解民情。
由于他治国有方，使得国富民殷，引起了相邻的部落垂涎。一次，犬戎昆夷部落带兵攻打周国，希望能掠取大量财物。当时周国的国力正在发展中，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强悍善战的昆夷，在这种情况下，文王决定以忍为上。他派人对昆夷说：“不就是要财宝吗？给你们。”昆夷见周国屈服，得寸进尺，得了财物后，仍然不肯退兵，还索要地盘与百姓。这时，周国的百姓愤怒了，纷纷请求出兵打昆夷。文王说道：“百姓们拥立国君，目的是为了带来好处，现昆夷要的是土地和百姓，百姓在我这里与在昆夷那里，有什么区别？如果因为我的原因引发战争，杀人流血，我实在不忍心。”于是就满足了昆夷的要求。
文王并非是不忍心，他知道在自己实力还不足时，只有忍让是最好的措施，反正昆夷也没有更大的野心，用有限的土地和百姓可以换来几年的和平发展，才是国家的最大利益。
几年以后，周国的实力迅速壮大，也逐渐走上了扩张版图的道路，首先就拿犬戎昆夷开刀，结果原来得意一时的昆夷被周国军队打败，其民众都来归附，其领土成了周国的国土。
后来，文王姑事昆夷就成了著名的典故。这个经典事例教导人们，在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不妨采取低一点的姿态，避免发生正面冲突，营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借机发展自己，等到实力和时机成熟的时候，再雪耻也不晚。
曾国藩从文王身上学到这一条处世智慧，主要将它用在了外交上。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贫弱，而列强得尺进丈，不断从中国获得非法的利益，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曾国藩的救国之策就是文王的“姑事昆夷”战术。如他曾在给彭玉麟的信中说：“（洋人之事）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外为是。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若无自强之实，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如耻之，若莫师文王姑事昆夷……”认为对于洋人，清朝政府及臣民应该力求自强，而不能逞一时之气，否则只会带来灾祸；如果以被洋人侵略压迫为耻辱，就应该学习周文王“姑事昆夷”的做法，以求获得休整、喘息，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现在我不如你，所以就尽量忍让，利用时机发展自己。他的自强运动，目的正是为了增强国力，从根本上扭转屈辱的局面。他的这番用意是好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无法实现，这是时代局限性决定的，但他的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心孤诣，还是应该引起人们关注的。
周文王之礼贤下士、勤修内政，以及外事昆夷，无不是在为灭商建周做准备。虽然他并没有亲自统帅周军攻灭商纣王，但他所创建的各项制度显然为增强周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他罗致天下人才，使姜尚等贤士为周所用，为武王伐商储备了强大的智囊团队，最终为平灭商朝立下了不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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