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还是权威主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之惑<br> 严复对于自由的理解以及严复的思想立场的问题，一直深受思想史研究者的注意。早在1936年，周振甫在《严复思想述评》一书中，就将严复的一生划分为全盘西化、中西折衷和反本复古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严复的思想存在着由激进向保守，由批判传统到反本复古的转变。这样的一个表述基本成为典范性的结论，至今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和发挥。<br> 然而，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则通过对严复的翻译的研究，仔细分析了赫胥黎和斯宾塞对进化观念的不同认识，并讨论了严复的自由观是如何吸收和改造两者并最后成型的，从而开启了严复研究的新阶段。<br> 史华慈认定严复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这导致他并不能对斯宾塞的“放任的自由主义”和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作出充分的体察。因为曲解了斯宾塞的价值立场，“严复从斯宾塞的解放个人才能，的观点中找到了人类自由的概念。民众的德、智、体能力在一个由自由制度及无拘束的经济领域内的生存竞争说构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同时，所有这些被解放了的能力组织起来、融合到一起了，他们c合志，为社会机体即民族一国家的富强服务，而民族一国家也必须进行社会机体一级的生存竞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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