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惨变酿成惨祸
一、慈禧倒行逆施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反动政变，将维新皇帝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又一次开始了她的独裁统治。她一执政，便凶相毕露，残酷地诛戮迫害维新人士。训政的当日，即下令拿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接着逮捕其他维新人士和同情支持变法的官员。9月28日，不经审讯，悍然将“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斩首。继之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罪状”，着即拿办，命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菜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徐仁铸、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已经开缺的户部尚书翁同觫，概行革职，永不叙用；吏部主事陈三立革职；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开去差使；查抄候补四品京堂王照家产，革职拿问。除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逃脱外，维新势力几乎为其摧残殆尽。顽固派弹冠相庆，嚣张一时。
慈禧一面铲除摧残维新势力，一面扶植重用顽固守旧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她首先调整了军机处，留用礼亲王世铎和刚毅、廖寿恒、王文韶，调入荣禄和启秀。他们都是抵制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守旧分子，刚毅尤甚，经常扬言：“汉人皆不可用，欲满人乐，须汉人削”，“变法利汉人，不利满人，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于家奴”，“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荣禄为慈禧的心腹，进入军机后管理兵部，并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同时任文渊阁大学士，身兼将相，权倾朝野。对于因阻挠变法而被光绪革职的原礼部六堂官尚书怀塔布、许应骥，侍郎垄岫、徐会沣、曾广汉、溥趣，均予重用。此外，又把刑部左侍郎赵舒翘擢为该部尚书。经过如此一番调整，军机处和各部院尽为其亲信党羽所盘踞把持。
慈禧训政伊始，就大翻前案，对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大砍大杀，恣肆破坏。宣布光绪裁撤的闲曹和事务很少的机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巡抚和东河河道总督照常设立；规复了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的科举旧制。对于光绪拟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准许士民上书言事，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批准设立的湖南南学会、保卫局，她也一反其道，分别加上一些罪名，下令停罢、查禁、裁撤，并饬令拿获报馆主笔和入会人员，从重治罪。还通令各府县不得强制推行学堂。慈禧的倒行逆施完全遏绝了维新生机。
慈禧也知道她搞的政变不得人心，维新变法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为掩饰自己的反动面目，她自我标榜“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并且再三申明“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命令各级官吏认真举办。可是，她实行的所谓“政治”，诸如整顿吏治，剔除中饱，裁汰军队，购置军舰，办理团练、保甲、积谷，设立路矿总局和商务总局，奖励工艺等，都没有超出洋务事业的范围，丝毫不涉及政治制度。“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何论施行。”“天下豪俊之士鉴于康、梁之覆辙，亦复钳口结舌，不敢再置一喙。”故时人把从戊戌政变到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称之为“新法遏绝时代”。
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的一次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派，对慈禧揽权表示极端愤慨。阶级斗争与维新守旧、权势争夺与个人恩怨错综交织，新仇宿怨一齐涌向慈禧心头。慈禧恨透了光绪，政变一发动，她就恶狠狠地利用家法对光绪逼供，企图抓住把柄予以废黜，但未能得逞。一计不成，她又生一计，妄想借病为名废掉光绪。荣禄害怕担当恶名，向慈禧献策，先以他个人名义电询各省督抚，如疆臣均服，再行废立。慈禧首肯。荣禄遂密电各省督抚，言西太后将为同治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乃疏请曲赦康、梁，以示宫廷本无疑贰，中言：“君臣之义久定，中外之口难防”，“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荣禄携疏入奏，慈禧心存畏惧，废立阴谋暂时搁置。
戊戌变法失败不久，有些人就坚信：“此百日中新政，中国将来必仍举行，此时遏之愈甚，再举行之期益速耳。”看到慈禧的倒行逆施，“关心时局者无不痛心疾首，扼腕拊膺”。今昔对比，发人深思，已经隐忍了一年多的忧时之士再也无法沉默了，他们不顾慈禧的高压恐怖政策，公开抒发对戊戌维新和光绪皇帝的深切眷念之情，要求实行戊戌时期的新政，归政光绪。
1899年9月有篇文章写道：“嗟呼！时势至此而犹矜言守旧，何异睡虎窟以栖身，饮鸩酒而解渴也；虽欲不削不弱，何可得乎？诚使复行新政……始基既立，众务旋兴，而又继之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则黄种四百兆何遽不日本若，而虑为印度、安南之续哉！”10月，有人著文说：“去岁政治维新，痛革旧习，精神为之一新，风气为之一变，海内归心，邻国耸听，莫不翘首企踵、快睹中兴之治。乃不幸风波陡起，地覆天翻……今已一年，丛脞日甚，变乱日深，平心细问，果强盛于前乎？抑败坏于前乎？……今朝廷苟犹有自强之意、自保之心，必须翻然改辙，新政重兴。”同年9月5日，上海《中外日报》发表社论，要慈禧交出政权，由光绪皇帝独立自主地裁决国家大政。10月上旬又发表社论，赞扬光绪在戊戌维新时的赫赫政绩及其英明果断，再次提出必须让光绪执政。这些言论批判了慈禧扼杀维新事业的罪行，抨击了其因循守旧的误国殃民政策，公开要求其下台，重新点燃了维新之火，在社会上吹起一阵微波。
让权等于承认自己错误无能，因此，社会舆论愈是要慈禧下台，虚荣心、疑忌心愈促使她恋栈不舍，早行废立。1899年10月，慈禧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傍为帝，于农历元旦废掉光绪，明正内禅，改元普庆。消息传出，人心惶惶，群情扰扰，许多官员啧有烦言，阴加抵制。一些驻京公使亦明言“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荣禄知人心不服，各国必起而干涉，向慈禧陈述利害，献计让溥债暂时屈居“大阿哥”(皇子)地位，承嗣同治皇帝，伺机再议禅位。慈禧始打消了即行废立的邪念。1900年1月24日，慈禧召见群臣，命光绪下诏立溥债为同治皇帝之子，史称“己亥建储”。同日，谕令溥债入宫读书。从此载漪渐执朝政，与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大学士徐桐互为奥援，排斥异己，政治益趋败坏。
对于光绪皇帝的安危，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都很关注，不断电请“圣安”。1899年底，暹罗华侨陈斗南等3万余人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皇上亲政，拔用贤良，速行新政”。在立“大阿哥”的当天，《中外日报》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退还大政，以明正皇权之所属”，乃“保华之首图”。“正天下人心，振国家维新之坠绪者，全赖此名义以为维持”。慈禧必须让出政权，交给皇帝。“不然，非议之口，不能间执，草窃之发，蔓将难图。一旦致是，是为中国之大害，而亦属皇太后之大不幸。”建储诏旨发布，人民“刊印公议万纸，分布于通衢，以为可惊可骇之事，莫此为甚”。1月25日，上海的维新人士叶瀚、章炳麟、唐才常等1231人急赴电报局发电阻止其事，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遂领衔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请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次日，上海工商界发出公启，号召大家电阻立嗣，竭力救护皇上，如朝廷不理，就全体罢市。《中外日报》严厉谴责立嗣之举“为背祖训”，“足以召内忧外侮”，“为国土瓦裂、种人殄绝之兆”。湖北按察使岑春萁、道员郑孝胥等官绅50余人则亲自赴京，“拼命力争”。天津、杭州、桂林、贵州等地的士民皆相率抗争。美洲和南洋各埠华侨亦先后来电反对。慈禧恼羞成怒，2月8日竞以“叛逆”罪名下令拿捕经元善和上海的维新人士。为了对抗舆论，慈禧和载漪还想争取外援，求得列强的承认，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讽示驻京各国公使入贺，遭到坚决拒绝。载漪恨不得将外国人立时斩尽杀光。
1900年5月，由山东、直隶边界兴起的义和团运动逐渐向京、津一带发展。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排外。载漪唆使党羽奏请抚而用之，企图利用义和团的仇教心理消灭洋人，达到废立的卑鄙目的。6月10日，载漪取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权，益发恣意妄行，在他和刚毅纵容主持下，义和团团众大批涌进北京。列强见义和团迅猛发展，严重威胁到使馆人员和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决定调遣联军入京保卫。
自从慈禧重出训政，列强就“颇有违言”，驻上海的各国领事甚至“欲联盟逼太后归政”。“太后大恶之，噤不敢发”。迨至1899年末阴谋废立，官僚“进谏者咸以列强仗义执言为辞”，而列强也表示“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另外，外国人还庇护逃至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等，使清廷屡求不获。因此，慈禧对列强“旦夕切齿，未尝一日忘报复”。现在义和团要消灭洋人，正是借以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而当前的八国联军和往昔历次惨败的情景又使她惊惧万分。此时义和团团众约有10万进据北京城内，他们的汹汹扰攘同样使慈禧战栗不已。面对两方面的巨大压力，慈禧穷于应付，6月16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载漪及其党羽力主抚团灭洋，光绪皇帝和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则主张剿团和洋，争论一天，没有结果。次日会议继续进行，载漪为促慈禧下定决心，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内有要她归政等内容。慈禧一见，她那强烈的自尊心和贪婪的权势欲受到了极大伤害，立即勃然大怒，决心孤注一掷。19日，慈禧“宣战”，限各国公使24小时离京。21日，命各省督抚招集义和团团众，借御外侮。
与义和团、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的同时，载漪也在加紧策划为其子夺取帝位的罪恶勾当。6月25日，他率领团众闯入皇宫，妄图谋害光绪。慈禧唯恐引起轩然大波，严厉予以制止。载漪的毒计破灭了。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8月15日攻进北京皇城东华门。慈禧惶恐万状，急急带领光绪皇帝、皇后、“大阿哥”溥债仓皇逃命，北京沦陷。慈禧等星夜兼程，经山西、河南，一直逃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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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而又详细地揭示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全过程，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并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新课题。这对于立宪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标志着立宪运动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