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之上，重文轻武主要表现为以从军为耻，导致文武官职互换困难。中国自古就有“出将人相”之说，文臣改任武职，武将改任文官的现象屡见不鲜。可到了宋朝，却由于长期存在重文轻武现象，导致文官不愿意任武职，武官罕有转任文职，文武官职之间的转化出现了相当大的障碍。
在“与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支配下，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不仅使文官队伍不断膨胀，而且从文也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诚如宋人所云：“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就不能不严重地腐蚀了军功的感召力。于是，优秀人才不再愿踏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改换武职。如宋太祖时，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就不愿改换军职。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虽射术高超，但却拒绝出任级别更高的武职。宋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陕西对夏战事，宋廷一度下令将四位统帅改换为观察使（武职）。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不肯拜，此事遂寝”。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也不愿沦为武官。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的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但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效法孙膑、李靖等前代军事家，而是孜孜以求将武职身份改为文臣。这种社会价值观，无疑会影响武将队伍的发展，制约r其群体综合素质的提高，造成了军事将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后果。
由于文优于武，文臣蔑视武将，武官能换成文职的就更少了。整个北宋时期，比较有名的仅有一例，即最后位居高官，被封为“庆国公”的夏竦。
南宋，已经到了武举要凭文章方能入选，才做得成武官的地步。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要考武艺，又要考策论，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崇文抑武的倾向。
崇文抑武政策的长期实行结果造成军功在社会上普遍被抛弃。“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同在一朝，差异如此，文臣自然鄙视武臣和军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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