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为经典的礼书可以视为“初次建构”的话，汉以下的经学注疏就算“二次建构”了。礼书有很多疏漏暖昧，并往往彼此柢牾，而经学家的注疏使其更整齐、更精密了。由此，“古礼”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个阶段，可说是“古礼”的“断裂与建构期”。
战国秦汉一段时间里，“礼”是“礼”，“法”是“法”。“法”就是现实中的帝国制度，“古礼”游离于其外，二者分道扬镳。不过随儒学复兴，“制礼作乐”、“复古改制”的呼吁引发了“古礼复兴运动”。此后经过很多世纪的磨合，“礼”与“法”最终融合为一种致密的络合物。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礼”与“法”的“调适与融合期”。
本书所论《周礼》六冕，是以“古礼复兴运动”为背景的，当然也必须追寻其在“萌生与奠基期”中的情形，及其在“断裂与建构期”被建构的过程。冕服礼制漫长变迁的背后，是整个“古礼”传统与王朝制度的互动。其间六冕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涉及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与变迁。相关的观察角度，我们概括为“复古”、“宗经”和“尊君”、“实用”四点。本节先阐述“复古”与“宗经”。
首先看一段孔子的名言。当颜渊请教“为邦之道”时，孔老夫子是这么回答的：“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个回答很让人奇怪：使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辂车，服用周朝的冕服，演出虞舜的韶舞，怎么是“为邦之道”呢？历、辂、冕、舞跟统治者的经邦治国、跟朝廷的兵刑钱谷是一回事吗？“服周之冕”的回答很特别，而且还真不是答非所问，我们便拿它做了书题。
早期的中国文化就显出了浓厚的“制度关注”。比如，并不是所有民族在同一时期，都孕育出了《周礼》那样的官制之书的。《周礼》以及同类文献篇章都包含着一种倾向：通过人为的官制和礼制设计，来最完美地安排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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