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形式向国际化靠拢
马尔堡的事例表明，地方的培植工作对于全国的社会运动是何等重要。这一点具有普遍性。在对印度尼西亚和斐济的匆匆一瞥中，我们发现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表演和wUNC展示无法简单地、全然地从一种政治文化移植于另一种政治文化（Chabot 2000，Chabot&Duyvendak 2002，Scalmer 2002b）。其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大多是就本地或本国的议题，向本地或本国的听众伸张诉求，除了使用众所周知的习语、展示众所周知的象征物、利用已有的组织形式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当然，他们既在创新也在借鉴。到了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已遍及全球，但也由此颇为嘲讽地既产生了共性，又产生了差异性。共性之产生，源于社会运动的表演——诸如示威、成立统一阵线、联合会和专项协会——为各地的诉求者提供了样本。而差异性的产生，则是因为各地的组织者以不同的方式把社会运动的策略与地方环境相结合。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当前看来非常重要。 印度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人口大国，也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最迟自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至今，已发动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甘地是一个组织协会、游行、声明、运动和’WI.JNfi：展示的天才，其社会运动自成一体。他曾旅居南非20年，并成长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行家里手。在返回印度之前，他在英国稍作逗留，组建了一家从事战争服务业务的印度公司，1914年返回印度。
返回印度后，甘地一方面支持英国的战争计划——将印度军队派往欧洲、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东非；另一方面，他又在扩大国大党的政治作用、促使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合会（All-India Moslem League）结盟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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