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待了五个年头，基本脱离政治，天天流连于山水之间，过从的也多是山夫野老，这倒为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机遇。这是他一生著述活动的巅峰时期，留下了大量为后人传颂的诗词歌赋。他在一个地名东坡的小山上盖了住房，并且开始使用东坡居士的名号，从此苏东坡三个字辉耀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光芒四射，千年不减。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被调往汝州，还是团练副使。全家二十余口，还没到目的地，盘缠就已经不济了。因为曾在常州置办了一点田产，苏轼打了个报告，要求准许他全家在常州暂住一段时间。神宗本不想把苏轼整得太狼狈，曾经数次想起用他，但总是被当道的大臣所阻格。这次调苏轼去汝州也是为了过渡一下，便于今后再行异动。神宗在手札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他想让苏轼主持修史的工作，宰相王琏“面有难色”。这些年苏轼名气越来越大，朝中敌视他的人不惟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神宗知道其中原委，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暂居常州的请求。
去常州的路上，经过南京，苏轼专程去看望了王安石。早年两人虽然政见不合，但并未翻脸。后来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还上表营救过自己，现在王已经下野多年，去看望他也没有攀附之嫌了。由于彼此都是政治上失意之人，许多观点变得接近起来。《宋史》中特别记录了两人之间的一段谈话，很有点意思。
（苏轼）日：“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日：“二事皆惠卿启之（指用兵和兴狱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搞起来的），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日：“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日：“安石须说。”又日：“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日：“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日：“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官员考核升迁的制度，任职满三年可获一次机会），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苏轼知道王安石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便从这点入手挑动他介入政治的热情，可是王也很老练，把账算在吕惠卿身上，自己不在其位不便说话。苏轼进一步从情感上激发他，说神宗对你可是千古少有的知遇之恩，你能推得掉吗？王的激情终于爆发，厉声表态自己要说话，但随后又要求苏轼不要把这话泄露给外人——他害怕卷入一个新的政治旋涡。接着苏轼把话题转向一般的道德说教，苏轼的回答像是玩笑，然而并不是玩笑：今天搞政治的人，为了升官，杀人都会干。王安石内心应该是同意这个尖刻的结论，但他只能报之一笑。他的地位已非昔日，苏轼的偏激所带来的凶险他也承受不起。
苏轼一家人刚刚来到常州，就传来了神宗的死讯。哲宗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很快，朝廷恢复了苏轼朝议郎的官位，授职登州太守。不久又召苏轼回朝廷任礼部郎中。命运的改变是因为他被认为是反对变法的保守党人，当年得罪了新党分子而遭到迫害，苦大仇深，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肯定会恩怨分明忘我工作。可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苏轼对于一些保守党人那种“亲不亲，线上分”的观点和做法很看不惯，觉得新法也并非一无可取，而且，他和此时新党的领袖人物章悖、蔡确都有相当好的个人关系。这使一干保守党人逐渐将他视为异类。
元祜元年（1086年），苏轼刚调回中央不久，就是在蔡确的举荐下提拔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当时苏轼还有顾虑，觉得处境的变化跨度太大、太突然，便向蔡确请辞。可蔡确说：“你在外面倒霉了这么多年，什么官你不能当？朝里才干气魄谁能比得了你？”不仅不同意他辞职，还让他侍讲于延和殿，给年幼的哲宗当老师。蔡确的宰相位子随着旧党的翻身很快就丢了，被放到安州做知州。他心怀怨怼写诗讥讽太皇太后被人揭发，结果将被贬谪到岭南。这时苏轼给太皇太后上了一道密折，其中大意是：“如果朝廷不追究蔡确，则有损皇帝的孝道；如果朝廷重惩蔡确，则有累于太皇太后的仁政。最好的办法是皇帝下诏查处，然后太皇太后下诏赦免，这样就仁孝两全了。”虽然这道折子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说明苏轼在关键时候是有意要帮蔡确一把的。
章悖、司马光都是苏轼的朋友，但因为分别是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彼此自然势同水火。章悖为人跋扈。司马光刚刚回到中央时每每受他的欺侮，很苦恼。苏轼劝章悖不要这样，他说：“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刘备），法正日：‘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章悖觉得他说得有理，不再拿司马光开涮了。而随后司马光当上了宰相，新法全废，新党人物也逐个从要害位子上被撤换下来，苏轼对这些也都有看法。他还特别和司马光提到过废止免役法改行差役法的问题，分析利害，希望司马光修订政策。司马光不以为然。不过由于几个月后司马光就死了，两人之间的分歧没有发展成为正面的对抗。
对于苏轼的这种旗帜不鲜明的政治态度，各方面都抱有不解或者不满。首先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太皇太后高氏，她不理解苏轼在新党掌权时代吃了那么多苦何以竟能不计前嫌，和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划不清界限，又不积极支持旧党的工作，难道他认为自己当年的遭遇完全是出于神宗的意愿？于是她带着皇帝召苏轼单独谈了一次话，《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提到了此事，文字简练而且生动：
太皇太后急问曰：“卿前年是何官？”（轼）日：“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日：“臣今待罪翰林学士。”“何以遽至此？”轼日：“遭遇太皇太后、皇帝（哲宗）陛下。”（后）日：“非也。”轼日：“岂大臣论荐乎？”日：“亦非也。”轼日：“臣虽无状，不敢自它涂以进。”太皇太后日：“此乃先帝（神宗）之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日：‘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泣，帝（哲宗）亦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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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寅恪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著名学者邓广铭
★如果想做官，劝你最好做宋朝的文官。好处多，一是“犯了错误”不打屁股，保有脸面；二是“上书言事”逆了龙鳞，不砍脑壳；三呢，嘿嘿，不瞒你说。俸钱还最可观。你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心特别善？非也。只因这兵痞皇帝的江山不是血盆里捞来，而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套取来的，就不免“外惧清议，内愧神明”，所以总想扮演三分慈眉善目，而标异于秦汉魏晋隋唐历朝的开国皇帝，更不用说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了。回想在下服劳役时，曾偷读不少宋人笔记，十分羡慕那时的文人处境。今又遥闻雷池月兄说宋朝的文官故事。益发添了鄙人的羡慕。
——著名诗人流沙河
★雷池月先生的书，既是历史，又不全是历史。说是历史，是言必有据，不像当今众多对史事的戏说；说不全是历史，是作者没有被枯燥而繁乱的史料所囿，而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在知识与权力、保守与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重构。历史是一种延绵，但在这本书里，大可以古今通读。
——著名学者林贤治
★雷池月先生是文化界知名学者，这些年来潜心于文化研究和历史随笔写作，卓有成就，颇有影响。他的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锐，文笔犀利。别具一格，融可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悦人耳目，非当下媚俗欺世之伪学者可比，弥足珍贵。
——著名学者余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