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人 主编/徐累
陌生的“城”对过客来说无疑是深浅未知的，我个人的经验是，入城住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张当地地图，然后在附近依样试着步行一段路程，再对照揣摩，如此便明白这个“城”大概是怎样的规模。因为这个原因，我尤其心仪那些尺寸只是中小型的“城”，当然它们最好是有历史的，年份的迹象随时能得到指认，在其间漫步往往给人带来一步三叹的惊喜，就像奉雅明说的那样当个“游手好闲者”，“街道成了游手好闲者的居所”。
因此，我认为对于“城”来说，人的身体就是最好的量器。以人为尺度，换算放大到整个“城”界，人与这些小城的比例恰到好处，这种适合就是美好的契约，人与“城”的空间关系得当，相互控制和依附就是尽在预估把握中的事情。《说文解字》对“城”的解释是“以盛民也”，清人继而注解“如黍稷之在容器中也”。对粟米来说，“有容乃大”并不等于“有大乃容”。过去的这份节制如今已经完全被铺张开来，城市无限扩大成了一种趋势，人抓到城市的边线是那么遥不可及，自己的渺小和慌乱姑且不说，“城。也虚张声势地没有了长相。
人和“城”的表面关系固然是一个议题，但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则更为深刻。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本书强调了“城”而不是“城市。。这是有差异的。“城”和“城市”虽然貌合，但本质上却是神离的.古人说，“围而成城，聚而成市”，可见一个是单数、静观、空置的，而另一个是无数、喧闹、满盈的，相形之下，哪个更容易填充心灵？
将“城”从“城市”中单独抽离出来，是为了超出现实而不是投入现实。对于“城”，中西制式不一，但形态相通，我们对之都有一种记忆，它几乎是原型，时常唤起人们的怀想之情，进进出出，游游荡荡，从中落实到某种象征，呼应某种情结。譬如，城墙和壕沟，城门和过桥，围而构成里外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钱钟书先生的经典说法里，便成为人生境遇的隐喻。芒福德在谈到中世纪城市时也提到，“城墙是为军事防御而设，城市的主要道路是按照方便地汇集于主要城门的原則来规划，不能忘记城墙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即：谁在城市之中？谁在城市之外？谁属于城市？谁不属于城市？”（《城市的文化》）所以，“城”的扑朔迷离一样反映了人的困顿，虽然一个是物质一个是肉体，但他们在精神内容上不仅可以互换，有时甚至能够重影，在肯定和迷失之间，叙述“城”就是叙述“人”自己。
“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沿用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城”也是由不同的城所构成，相似的“城”无法让“世界”存在，无论现实或者想象都是如此。我们在关于“城”的各式拼图中层开了时空的旅途，伴随着经典的“城”的地图，从此地流转到别处.“如今，他给挤出那真实的或假定的过去之外了；他不能够停步，他必须上路去寻找另一个城，在那儿等着他的另一个过去，或者是他可能的未来，只是这未来已成为别人的现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乌托邦 文/王海洲
乌托邦，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一个无法实现的社会，一个存在于乌有之乡的地方。乌托邦，一个被滥用了的词语，一个无数理念选择寄生的宿主，一个正在被不断圬染的地方。乌托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天堂，一个愤世嫉俗者的坟墓，一个永远距离现实世界最远的地方。
时间篇：历史.现在。未来
乌托邦永远与时间平行，在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两岸，布满了属于乌托邦的城市。过去的黄金时代，现在的朗朗盛世，或者未来的永恒国度，无处不见乌托邦的身影。我们距离乌托邦有多久？或许是昨日之日不可留，乌托邦不过是一枕黄粱；或许是今日旧貌换新颜，乌托邦仅需要一场革命；或许是明日天国难现，乌托邦只是人类无尽的等待。
乌托邦的历史，和人类追求完美生活的梦想史一样长远。在莫尔于五百年前创造出这个词语之前，它已经存在很久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耶稣的天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陶渊明的桃花源……乌托邦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有时就是历史本身.人类出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以及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常常把所有的希望和美好寄放在一个已然消亡的古代社会，一个充满了想象和赞叹的黄金时代，一个至善至真的完美国度。柏拉图希望借助斯巴达的制度和古希腊失落的美德重振雅典的荣光；陶渊明希望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寻得安宁。但是向历史致敬也成为历史本身，亚里士多德力图以王者的身份在人间实现良善之国，壮志难酬；而南阳刘子骥在寻访桃源不得后郁郁而终，桃源尘封。
梦想成真是梦想一次功利主义的归宿，即使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者，也无不怀有在现实世界建造乌托邦的理想。乌托邦的重要意义就是对充满了缺陷的“现在”进行变革，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现在”是虚弱不堪的雅典，莫尔《乌托邦》中的“现在”是濒临死亡的中世纪欧洲，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的“现在”是走入歧途的西班牙，圣西门《组织者》中的“现在”是充满了不平等的法国，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现在”则是不平不公不仁不治的中国……“现在”，属于乌托邦最容易泛滥的时间，所有与“现在”的不同之处皆被视作乌托邦，其实其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乌托邦有“现在。之未有，并不意味着“现在。之未有皆为乌托邦之有。乌托邦，不是相对于“现在”而言的一个简单的异处，而是一个复杂的有其特殊旨趣的异处。乌托邦并不存储一些不属于“现在。所有的粗制滥造之物，也不放置纯粹标新立异的空洞理念。人们越多地为“现在。的事物赋予乌托邦的意义，也就距离乌托邦的完美和神圣越远，可惜的是，这个道理本身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古典的乌托邦法则。
乌托邦有两条关于未来的理想，一条是将未来寓于我们生活着的当今世界，另一条是将未来放在我们身后的另一个世界。赫茨勒认为前者“要表明就在这个世俗生活中实现人类的至善境界”，后者“則由于看到在现世不可能实现其目标而寄希望于来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乌托邦从来都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在，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未来。在时间之轴上，乌托邦仅仅是从历史和现在之上划过，但它一直都顺着时间之河的流向奔向未来，因为它所负有的期望如若成真，那只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不论翻版历史，抑或重塑现在。虽然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乌托邦在现在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但乌托邦的精要之处在于，任何实现的部分都会立即从乌托邦中剥离出来，它最为重要的地方永远是那些我们现在无法拥有的地方。不过值得庆幸或者应该悲哀的是，我们所谓乌托邦的实现通常都是一场黑色幽默：对于乌托邦的统治者来说，柏拉图书中的哲学王变成了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以肆无忌惮的指法弹奏着极权主义的狂想曲；对于乌托邦的民众而言，莫尔所言的惟有奴隶才戴的象征耻辱的金镣铐，始终都没有从人们身上卸下。奧古斯丁是这样界定的：上帝之城，住着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凡人之城，住着追求肉欲生活的人。就此而言，乌托邦的生活一直都在别处。
空间篇：天堂.人间.地狱
乌托邦在哪儿？柏拉图说在国之近邻斯巴达；培根说在国之远方大西岛；奥古斯丁仰望天穹说，乌托邦是天国降临；圣西门环视苍生说，乌托邦将拔地而起。寻找乌托邦是一个跨越空间的旅程：宫崎骏寄情飞行，寻找天空之城；凡尔纳一路艰辛，足迹遍及海底地心。人类依靠手足和头脑所拓展的空间，都是乌托邦能够存在的地方：地球之外的浩渺宇宙，地球之上的陆地海洋，网络空间的虚拟世界……但如果对乌托邦的空间只作一个定性划分，则有以下三种：天堂、人间和地狱。
对人类而言，天堂和完美之间可以用等号连接，它自然也就成为乌托邦一贯乐于依附的词语。以阿莫斯为代表的希伯来先知们是最早也最有资格使用这一比喻的人，他们通过盛世危言或警世恒言来加固城防，或者修缮断壁残垣。他们没有向世人描述出一个完整的天堂景象，只是告诫世人惟有建立起一个充满耶和华之爱的世俗世界，才能拥有得到救世主青睐的资格，现世的伦常和美德是通往未来的天堂的惟一通路。一千年之后的奧古斯丁同样把天堂和上帝之爱联系在一起，撇开教会神权和世俗政权对人间天堂的僭越不谈，一个基督为王的未来天国才是真正完美的天堂。或许可以说任何一个严肃的乌托邦主义者都把自己的理想之地视为天堂，但他们的天堂并不是幼稚单纯的伊甸园，而是一个有着完美秩序的正义社会，凡人各安其位且自得其乐。
这种对天堂般的乌托邦的制度设计就必然会和人间有所勾连，先知的乌托邦是由理想中的大卫王治理，并带领以色列人征服整个世俗世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力图遏制世俗教会的邪恶，认为只有追求美和爱的成员才能取得天堂市民的资格。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力图革除财产私有制的弊病；培根的新大西岛用科学和知识帮助人类进入完美生活的境地；哈林顿的大洋国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在历史上关键时期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傅立叶和欧文则直接身体力行地在人间实践他们的乌托邦蓝图。当然，我们不能遗忘贝拉米在1889年描述的2000年的波士顿，赫茨卡的“自由之乡”以及威尔斯的“世界国”，它们都格外真切地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社会制度做了改良，这些针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进阶创造已经疏远了乌托邦完美的一面，彻底地落在了人类的身躯之上。人间的乌托邦并不意图实现一种诗意的栖居，而是用缜密的理性思维替人类寻找一个公平正义的居住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乌托邦不是文学想象，不是艺术创造，而是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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