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北朝，梁武帝及其继承者都比较笃好佛教，还专门聘请印度佛教学者真谛来中国译经、讲经。他来后，先后翻译了《无上衣经》、《十七地论》、《解节经》、《律十二明了论》、《佛性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译文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也是我国翻译事业比较发达的时期。隋朝历史比较短，只有30多年。主要的译师有：那连提耶舍、阁那崛多、达摩笈多等五人，所译的佛经不很多，只有《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等59部经书。其中释彦琮(公元557年一公元610年)梵文造诣较深，他对翻译理论有比较好的发挥，提出“八备”理论：(1)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涉猎中国经史，兼善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8)精通中国的训诂之学，不使译文本欠准确。
唐代很重视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代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也很可观，翻译的佛经总数372部。先后涌现出来的翻译家有26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玄奘(公元600年一公元664年)、义净、不空等。玄奘被后人称为古代翻译界的巨星，与上述说到的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为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去印度取经，17年后回国。他带回佛经657部，主持了在组织和制度方面比过去更加健全的译场，在以后的19年问译出75部佛经，共1335卷。他不仅将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还把孔子著作的某些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中文著作向国外翻译介绍传播的中国人。玄奘在理论方面也是有所建树的，他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主张，至今仍然有指导意义。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来加强国内的统治力量。宋太祖于建隆元年派人西去求经，印度等国也派名僧东来送赠梵经和传法络绎不绝，以后，朝廷又在开封设立译经院。这些措施促使佛教的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使从唐代元六年(公元811年)以来久已中断的佛经翻译又恢复起来。所载译籍从太平兴国七年至祥符四年(公元982年一公元1011年)30年中间所译，共计222部、413卷。但是盛况己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了南宋，在史书中已见不到有一部译经。
从汉末至宋代的千余年问，名见经传的直接参与译经者不少于150人，共译出经书约1500多种，数以万卷。从客观上来讲，这些积极参与译经活动的中外学者和僧人为丰富我国的古代语言文字、哲学思想和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的人把我国在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和盛况称为第一次高潮。
元代迦鲁纳答思、必兰纳识里和帕思巴奉世祖之命，翻译梵文经典，用蒙古文字译了汉文的《楞严经》，梵文的《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等，皆行于世。但译品只有寥寥十多部。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很少几部经书。清代的译经主要是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如将藏文藏经译为蒙文、满文和汉文等。乾隆七年(1742)二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等；稍后，阿旺札什继、嘎卜楚萨木、丹达尔吉、萨穆丹达尔吉译了《修药师仪轨布坛法》、《极乐愿文》、《释迦佛赞》等几部，数量不多。
从明代万历年问以后，佛经翻译呈现出一片衰落景象，但却出现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热潮。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马窦来到北京，得到允许建立教堂。此后，至清朝雍正年问(1723一l735)，先后有西方数十名教士在中国各地活动。这些人除了翻译宣传基督教经之外，还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大量翻译介绍了西方科学论著，包括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其中最有名的是利马窦与徐光启(1562—1633)合译的《几何原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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