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生畏的牺牲<br> 洪荒时代的野蛮、血腥，不时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时代重演，似乎已经不足为奇。<br> 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枪击案，韩国裔学生赵承熙在校园内枪杀32人后把自己也送上了绝路。就在这起滥杀无辜、震荡全球的恶性案件酿成之前的一周里，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先后发生两起自杀性袭击事件，包括“人肉炸弹”在内的近30条生命刹那间灰飞烟灭。<br> 兴许这类惨案的发生近年来已然成为“常态”，人们多少有点儿见怪不怪了。校园枪击案与自杀性袭击事件虽说背景不同、动机有异，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拉无辜者垫背。弗大血案发生后，一个名叫汤姆·莫塞的美国人(1999年他15岁的儿子死于一次校园恶性枪击案)在声讨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非常愤怒，我憎恨那种自杀的做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要夺去别人的生命？”<br> 关于自杀，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有一个谐趣而又不乏悲情的说法：这是对一个暂时性困难的永久性解决。自杀现象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平均约有1％的死亡是自杀所致。但自杀者拉上了垫背的，事情就要复杂一些了。如果说，赵承熙的恶行是暴力文化土壤下萌生出来的“恶之花”，是其性格、环境方面的因素使然，那么，那些“视死如归”“以身试弹”的自杀性袭击者又是什么东西“孕育”出来的呢？<br> 对于某些自我毁灭的行为，进化论多少能够做出一点合理的解释。而学者们在讨论利他主义倾向，研究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时，也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进化的人性会为爱和正义留有空间吗？<br> 有一种理论认为，自我了断的冲动也许表达了一种为让亲人活下来而自我牺牲的本能：要么是因为这些亲人会从自己的死亡中得到拯救，要么是因为这些亲人会从他们“省”下来的资源中得到很大的益处。这种行为的基因存活是会得到强化并且遗传下去的。<br>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的分析，自然选择可能是自杀性袭击者得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自然选择使人显示出不同的性情和欲望，这些性情和欲望在遗传过程中对环境具有适应性。比如，亲人间的无私相助就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br> 在生物学领域里，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含义，即单个生物体的行为，降低了该生物体自身的再生适应能力，但增进了至少一个相同种类(同种)的其他成员的再生适应能力，也就是影响了一个个体基因出现在下一代基因库里的相对频率的能力。<br> 人们已经观察到，许多种类的动物都具有为其同类而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行为。例如，当觉察到人类的闯入时，某一个“鲸家庭”当中两个最强壮的个体，会把全部的危险担在自己的身上，为的是让其他弱小的成员能够逃离险境，继续活下去。<br> 甚至，某些阿米巴变形虫也具有这种献身精神，尽管它们并不知道“高贵”为何物。当食物匮乏时，生活在腐殖土中的单细胞的阿米巴变形虫就会改变独居的生活方式，转而寻求集体合作：它们互相黏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状如菇类的被称作“孢子果”的聚合体，等待时机，让风儿把它们带到食物丰富的地方。为使“胜利大逃亡”得以实施，就需要一些变形虫主动聚集起来充当孢子果的“脚”。十分悲壮的是，这些充当“脚”的变形虫自己最终将由于无法离开其所在的贫瘠区而死亡。<br> 然而，在所有的动物中，也许只有人类才会发明“人肉炸弹”，以自身的消亡换得与敌人及无辜者的同归于尽，这实在是把生存斗争发展到了极致。<br> 作为一种出其不意、让人防不胜防的战术武器，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发生常常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忠诚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人发现自己处于绝对弱势，不可能在公平较量中取胜；二是他们所抱持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死亡观，“修炼”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牺牲精神。如果有机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把它当作一种“杀身成仁”式的荣耀，而不会感到什么忧虑、惧怕。<br> 在我看来，这些人大抵可以说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出于自由意志并被其赋予某种意义的所谓“积极的”死亡，而且相信这是他们改变世界的唯一途径：“你为他人牺牲，他人就会为你实现梦想。”<br> 自杀性恐怖活动以生命为武器，“视死如归”，其行为本身就充满悲剧和恐怖效应，因此可以说，它是所有恐怖活动中最极端、最具心理冲击力的一种方式：从手段上讲，不考虑后路的自杀性恐怖袭击往往出其不意，让人束手无策、防不胜防；从效果上看，自杀性恐怖活动具有强大的社会震撼力，更能引起世人对恐怖分子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这正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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