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勇，河南禹州人，经济学博士。1999—2002年作为许昌丰泰发制品贸易部经理常驻印度。2002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商务问题。

    《印度能超越中国吗》作者有在印度经商的经历，有对印度社会、文化和经济较深的认识和理解，书中不乏真知灼见。印度和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哪些不同导致其国民行为的不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和印度产生？中国为什么制造业异军突起，而印度却是软件业遥遥领先？印度能在哪些方面超越中国？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上应该彼此学习对方的哪些优点？问题和答案都令人深思。书中对印度特有的一些社会现象的阐释有趣且合理。为什么印度人能够“以苦为乐”？为什么印度人能够忍受狭小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印度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马克思评价印度没有历史？中国的“君子”鄙视乞讨，印度的著名人物为什么却乐于乞讨？美国会成为印度的一个种姓吗？问题和答案同样突显了作者的睿智和洞察力。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姚洋北京大学教授
    印度的成就和困难，就像中国的成就和困难，都是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印度的弱项，往往就是中国的强项，比如在道路、桥梁．厂房等基础建设上，在外国直接投资额．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初等教育．识字率、政府扶贫．婴儿存活率这些方面；而中国的弱项，又往往是印度的强项，比如在表达自由．文化多元、高等教育品质、软件设计、金融市场．服务业这些领域里。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种姓制度的婚姻限制除了宗教的影响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高种姓阶层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从经济角度来看，印度金字塔一样的社会分层明显，贫富差距巨大，少数人占有了社会大部分资源，限制高低种姓之间婚姻有利于稳固印度社会既有的利益结构。
    种姓制度：神和世俗社会的梯子
    印度工商领袖之间喜欢相互评价，古普塔公司董事长古普塔经常对我说：“洛维公司现在非常富有，我要努力，不然要落后了。”阿丘博公司董事长拉吉和我提起印度客户凯凯时，眼中显露出羡慕的目光。他告诉我：“杨先生，凯凯去年出口总值超过了3000万美元，他现在非常富有，我怎么做才能和他一样呢？”印度工商界精英总把同行业中最有能力的人树立为榜样，而这些工商界领袖全是印度教教徒。按照印度教教义，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非本质的，唯有“梵”这个宇宙绝对精神才是最高的实在。“梵”是第一性的、真实的；而世俗社会的一切（包括钱财）都是虚幻，是不真实的，不应该是教徒追求的，但为什么这些教徒却热衷于追求世俗社会的财富呢？
    在印度笈多王朝之前，祭祀仪式是整个印度教活动的中心，祭祀仪式由婆罗门单独把持，婆罗门僧侣阶层享有对宗教法典文献《吠陀》的解释权力，即使刹帝利种姓的国王和武士也不能干涉。笈多王朝时期，对神的直接崇拜取代祭祀仪式，成为印度教崇拜的中心，神的一元化概念得到强化，信徒开始直接崇拜毗湿奴神或者湿婆神，普通民众认为通过直接的虔诚（bhakti，巴克提）信仰就可以获得神的恩赐。印度当时的这种情况非常类似欧洲的基督教新教改革，新教主张摆脱教皇和教阶制度的控制，直接信仰上帝。婆罗门祭祀面临着失去对世俗社会精神生活控制的危险。
    婆罗门为了统一神权和世俗权力，在笈多王朝时期进行了革新，承认了人的本能需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追求和人自身的感性需求。从宗教理论上承认人生目标有四个：遵守宗教和社会法则（大法，Dharma）、追求经济福利（实利，Arthe）、享受欢娱快乐（爱欲，Kama）以及获得灵魂的拯救（解脱，Moksha）。前三种人生目标只是中间目标，是获得“解脱”这种最终目标的途径。同时，改革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建构了社会稳定的基本规则，将婆罗门教倡导的宗教法则（“羯摩”（Karma）理论）和社会法则（“达摩”（Dharma，法））结合起来；只有按照婆罗门的解释，“正确”地实行以上的宗教和世俗社会的法则，才能最终达到“梵我不二”，获得“解脱”。如果违背了正确的法则，就不能得到“解脱”。
    婆罗门宗教法则的核心是“羯摩”（Karma）理论，即“因果业报”说，“业”的本意指行为。“羯摩”（Karma）理论是婆罗门僧侣改造万物有灵和灵魂转世观念后创造出来的宗教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造业必有果报，有果报就要产生轮回。在现世中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根据羯摩论，婆罗门僧侣又创造出印度世俗社会的法则——“达摩”（Dharma，法），即各个种性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些规则可以归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种姓制度合理”等三大纲领。婆罗门利用“灵魂轮回”和“因果业报”等宗教法则来支持世俗社会的“种姓制度”，认为个人种性的不同是“因果业报”的结果，这种结合是“梵”（神）的安排。如果自己是低种姓阶层，这是“梵”的安排，只有遵循“达摩”（种姓制度）规则，放弃进入高种姓和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的欲望，安于自己的现状，才是遵循了“梵”的安排，在精神领域和“梵”一致，达到了“梵我不二”。因为不追求现实的利益，也就摆脱了现实的痛苦。用一句宿命的话概括就是：一个人要认命，命运是上天的安排，不要争夺，才能解脱。
    “羯摩”宗教法则的“轮回”按照因果业报教义具体化世俗社会的“达摩”（种姓制度）规则。婆罗门通过种姓制度将印度社会的“神”和世俗生活连接起来，种姓制度成为“神”和世俗社会的梯子，婆罗门达到了对印度人精神和世俗生活控制的双重目的。
    为了控制世俗社会，婆罗门不但改良了原来婆罗门教，强化了种姓制度，而且也在一些普通民众喜欢的故事中加入了大量的宗教教义，从而达到对普通民众的控制。
    婆罗门把持着对印度经典文献“吠陀”的解读。普通民众就转向《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史诗，作为其信仰的宗教文献代替吠陀文献。“史诗”中的主人公罗摩、克里希纳等是印度的历史英雄人物。史诗本来是世俗的，但婆罗门却将这些英雄人物说成是毗湿奴神的化身，将其说的一些话赋予了神的启示而神圣化。婆罗门为了适应潮流，聚集普通民众的力量，在史诗中加入了许多插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插人的一段，称为《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薄伽梵歌》以发生在俱卢之野的战争为背景，描写了王子阿周那带领军队和表亲俱卢一家进行的一场战争。决战前夕，阿周那认为不应该杀死自己的亲属，表现出犹豫和胆怯。这时，阿周那的战车驾驶者、毗湿奴化身的克里希纳对阿周那讲述了一大段道理。这一大段讲述后来被称为《薄伽梵歌》。克里希纳认为，阿周那虽然和自己的亲属交战，会杀死自己的亲属，但可以免于杀人罪，因为这是战争的需要，刹帝利（武士阶层）就要对国家履行自己的职责。按照印度教的“达摩”（神圣大法），刹帝利种姓行为的道德标准就是为国家进行征战，个人行为的“对”与“错”应该以宗教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而不是个人的情感。
    从《薄伽梵歌》的内容来看，婆罗门赋予世俗的职业以神圣的光环，并用宗教的标准来衡量世俗职业行为的对与错。
    婆罗门强调不同的种姓是神的安排，教徒应该按照神的安排恪守自己的行为标准，从事自己所属种姓应该从事的职业。这样，印度社会按照宗教划分的各个种姓逐渐有了固定的、不同的世俗职业。婆罗门专司祭祀①，刹帝利以当兵为主，吠舍从事工商业，首陀罗主要从事农业、工匠和服务性工作。这种世俗社会的分工被认定为是神的安排，是神圣的，各种职业一般世袭。四大种姓又分成众多的亚种姓从事不同的职业，比如在首陀罗种姓中，有哈尔（搬运夫）、贡哈尔（陶瓷工人）、巴尔达尔（制绳工人）、格尔瓦尔（酿酒人）、杜萨特（养猪人）等。
    印度教认为通向天国的路可以有多条：第一条路是阁那（智慧），阔那可以引导人获得解脱，阁那不仅包括理智性的知识，而且包括人的知觉本能，这往往是具有智慧者采取的道路，比如接受教育的婆罗门阶层；第二条路是巴克提（虔诚），这种道路可以被贫困和无知者采用，只要信仰神，不通过领悟宗教经典，也可获得解脱，这是一种为普通人所接受的方式；第三种道路是羯磨（行为），即通过伦理道德上的服从，同样可以得到解脱，比如遵守种姓制度的规定。
    宗教对世俗目标的认同鼓励了教徒从事生产、追求经济利益，以及注重家庭生活；这种认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使印度教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同一时期，“出世”的佛教在印度衰落，也许就在于其不能像印度教那样鼓励教徒“人世”，从人世的生活中得到“解脱”，从而使佛教失去了发展的群众和物质基础。

第一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和印度
第一章 “形”似而“神”离的中国和印度
“形”似的两个大国
“神”离的25亿人口
中国的“物质第一”和印度的“精神第一”

第二章 种姓制度：秉承神意的劳动分工
热闹的“高种姓”宗教仪式
中国的“礼义分工”和印度的“神灵分工”
中印古代社会分工的维护方式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
种姓制度：神和世俗社会的梯子
种姓制度和经济基础

第三章 巨人间的交流与碰撞
班超的一千人如何战胜六万人？
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唐太宗的“借兵罚罪”
汉武帝的犀牛来自哪里？
汉末以来的中印水路贸易
阿育王柱和中国石狮
感受中国文物：明代郑和与狮子国的一场战争
感受华裔印度人
感受中印饮食文化交流

第四章 李约瑟之谜
美中印三国不同的度量衡工具
中国和印度何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名第一和第二？
西方人眼中的中印衰落
英国人为什么没有帮助印度强盛？
中国对农业文明的“路径依赖”

第五章 “非暴力”独立方式和独立后经济
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文化解读
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甘地给蒋介石“抗日”支的什么招？
英国人留下的烂摊子和狱中的“国大党共识”
道义上的“不结盟”和经济上的“实用主义”

第六章 领先一步的中国，落后十年的印度
站错了队的印度
中国的“出口导向”与印度的“进口替代”
中国“大制造”VS印度“小制造”
印度的黑色经济

第七章 夺目的第一和最好的第二
20世纪90年代中、印经济结构的突变
制度变迁：领跑的中国制造
龙象共舞
第二部分当代的中国和印度

第八章 依照“神时”的经济运转
印度没有历史？
“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详“知”而缓“行”的印度企业
没有时间压力的印度企业

第九章 “流浪文化”和“苦行主义者”的经济效率
“流浪”与“苦行”文化
“内省”思维与印度人的空间感
“苦行式”的生产方式

第十章 神的“卫生”、“两性”和“教育”观——印度的社会人文发展
圣洁与卫生
没有厕所的乡村
城市里的贫民
印度的“半边天”

第十一章 印度联邦：神的政治经济学
世俗社会的兴起
沙雕巨人
语言邦：甜言蜜语“泰卢固”
印度式民主和“个人主义”
世俗社会的衰落与主流文化的复兴
联邦革命与印度经济

第十二章 从“话语巨人”到“实力巨人”
舌头是最厉害的武器
理想与现实
道理与实力
印度如何看待被西方人称道的民主？
美国推手
印度目标
美国会成为印度的一个种姓吗？
月船一号

第十三章 谁铲平了世界：印度服务
巨象和孔雀
龙象之争
美国和印度的“新经济”
中印主流文化与产业选择

第四章 多样性PK统一性
印度的“1+1=2”和中国的“1+1>2”
大一统和小而全
看得见的手
品牌化之路
互相拆台与搭台
可怕的未来：中美印经济在一个平台上吗？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