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学术文集·慢耕集：纸上的春种秋收》：
如《陈子昂张九龄诗歌比较论》《王维孟浩然田园山水诗比较》《高适岑参边塞诗艺术比较》《李白杜甫反映现实之比较》《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之比较》《韩愈孟郊诗歌艺术比较论》等篇，在对比中使各自的特点更加鲜明突出、直观明了。除同时期并称作家的横向比较外，该书还对有渊源承继关系的作家进行了纵向的研究。如《李白李贺诗歌艺术之比较》《论韩愈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杜甫李商隐七律之比较》《李贺诗歌与屈原楚辞之比较》等篇。以上这些并称作家和有承继关系的作家，前人亦曾论及，但或吉光片羽，或断章孤篇，或抑扬偏颇，房日晰教授自觉地将这类诗歌现象纳入比较的模型中，积近10年的精力潜心研究，纵横比较，经纬交错，体现了作者的刻意追求和立体思维。
二、同中求异，异中见同。对唐代并称的作家，人们习惯上只看到他们相同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不同的一面，或者反过来夸大了他们相异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的一致性，这反映出唐诗研究中操作方法的简单化和浅层作业的倾向。如对王维、孟浩然的研究，多谓其诗大体相近，而对他们的体格微别却不甚区分，《唐诗比较论》则从王、孟的思想境界、心理素质、创作情绪、艺术素养、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找出其差异，在更深层次上对两人的创作做出接近实际的正确判断。对李、杜二人的比较，作者没有沿袭前人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既定前提出发，或者撇开李、杜，就两种创作方法进行空对空的对撞，而是巧妙地退回到历史的现场中，抓住李、杜对现实的态度和体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找出两位风格迥异的诗人的惊人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各自的特点，并深究形成这些特质的原因。这不仅体现出研究视角的新变和操作技巧的精妙，同时反映出作者不是从既定的假设和结论出发，而是从历史现象和作品文本出发，花大力气，探寻阐释的多种可能性，求得对诗歌史上双子星座同时闪耀这一奇观的逻辑的和美学的认同。在现代教育学中，常常以比较模型来检测受试者智商的高低，那么也可以说，唐诗中这些并称的作家作品就是测试我们现代人审美感受和判断力的一块魔方，而《唐诗比较论》的作者则率先呈上了一份不乏睿智和灵性的答卷。
三、不囿陈说，多具创意。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特质是创新。但实际情况却是，每年发表和出版的著述连篇累牍、积案盈箱，然而有不少却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在材料的选择、方法的运用甚至结论的推导上，有些著述似乎在简单地翻烧饼。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曾就大陆的《诗品》研究著文指出，从60年代到90年代，在研究水平上就整体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很多论文结论相似。这篇文章所指出的现象令我们这些国学研究者汗颜。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理论思维的贫乏、理论框架的单调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研究对象本身钻研不够，对学术界的现状和新成果知之甚少，没有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和制高点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确立自己的观点，而是站在大后方，对着假想的敌人摇旗呐喊。《唐诗比较论》的作者严谨笃实，投入颇多，既不虚张声势，故作惊人之语，又不苟且盲从陈说旧论。如在《李白杜甫反映现实之比较》一篇中，作者通过对李、杜反映现实作品的对比分析，指出杜甫与李白相比，同国家上层人物接触不多，又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较深，对皇权多所回护，又由于个人经历的局限，诗中反映的大都是国家一枝一节的局部问题，未能如李白之登高望远，俯瞰全局。这虽非定论，但却独具创意，令人耳目一新。对杜甫与李商隐七言律诗的比较，作者在充分肯定李商隐受杜甫影响的前提下，又敏锐地指出，这种评论表面上似乎要抬高李商隐，实际上却把李商隐的创作完全置于杜诗属国的地位，或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李商隐在七律这个领域的开拓与创新，降低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作者引申李调元之说，认为“自立门户，绝去依傍，乃能成家”，这是李商隐学习杜诗成功的诀窍，亦是研究者的会心之言。又如，自从毛泽东的《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后，唐诗研究界如一窝蜂似的，纷纷出面，交口称誉李贺诗，一时将那位躲在白玉楼中的庞眉书客炒得火爆，作者则独唱反调，接连著有《李贺诗歌艺术上的瑕疵》《再论李贺诗歌艺术上的瑕疵》等文，指出长吉诗重意象轻意境，重想象轻现实，重辞采轻内容，对其大醇中的小疵进行细致的解剖和批判，结论虽或可商榷，但这种不应景奉和、随人俯仰的学术品质，却正是古今学人私心仰慕但不敢躬行实践的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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