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整风运动，从学习文件日渐进入反省党的历史。诚如毛泽东所言：“印了《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研究。”“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①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路。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反复：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要理清中共党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是不容易的。然而，不理清这些问题，不在全党取得统一的认识，也就影响着中共的团结，影响着中共的未来。毛泽东要胡乔木协助编选《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书，就是为着中共高级干部们研究党史提供材料。
从1943年冬开始，整风运动转入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
随着三本书的印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支部里，有人提出要追查那些错误的文件是谁起草的，一时掀起一番风波。毛泽东当即作出答复：“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②
1944年5月21日，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十七人，即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秘书、政治局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便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须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召开的，离此时五年多了。相隔那么久才开这次中央委员会议，足见会议的重要。
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改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五人主席团，到了一年后的中共“七大”，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人称“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因病于1950年早逝之外，毛、刘、周、朱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共党史上是创纪录的：从1944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直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如此漫长，是空前绝后的。这次历时11个月的中央全会，开了八次全体会议。
会议如此漫长，内中的原因是在于此会为中共“七大”做准备工作。种种准备工作之中，最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整风运动中，中共高级干部们反反复复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最后“凝固”在《决议》之中。
在五人主席团之中，指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参加起草《决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七人。
胡乔木也参与起草，但最初却不是由他执笔。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泽东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共党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
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五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一连作了五天报告。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两次报告。他曾说：“做了二十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①
朱德作了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
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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