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为新古典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对进口替代的批判开辟了第三条战线。事实不断表明，促进出口比进口替代更能提升经济增长率①。在经济动荡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虽然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但其表现远胜于内向型的拉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此外，即使是以发达国家为标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收入分配上比拉美更为平等。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没有低收入的农业部门，但出口导向型增长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性质对收入平等的贡献是主要的。
新古典对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增长的解读也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最有力的批判来自理论上折中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区域专家们②。批评分为两点：第一点关注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点强调特定国际环境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成功的重要性。
批评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的模式必须被理解为，至少是部分地被理解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s）产业战略的结果。东亚确实利用了它们的比较优势，但是并不仅仅依靠市场导向的政策。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动用了多种针对具体部门的干预手段（sector-specificinterventions）来支持它们的产业计划。与保护一样，金融和财政激励也在新的产业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产业激励的结构远非中立和均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甚至对某些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维持高度保护。这一对贸易理论的新贡献暂时支持了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在某些市场中产业目标选择（industrialtargeting）代表了最优决策①。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回应。他们认为，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也许存在大规模的干预，但其仍不及非洲、南亚和拉美那么广泛②。还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特定部门进行扶持的努力要么对整个经济发展贡献甚微，要么就是明显损害了发展。产业政策的拥护者做出了某种信念上的跳跃，从相信特定目标的政策制定（existeneceofapolicy）直接跳到了预期效果的达成（achievementoftheintendedeffect）；他们既没有展现也没有从理论上论证这一因果链接。产业政策的作用，从来没有与连贯可信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个人风险承担的激励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比较过。
对新古典的第二个主要挑战来自出口悲观主义的抬头。怀疑论者认为，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附和建立在谬论的基础上④。该增长模式在只有少数国家采用的情况下可以运转良好，但是一旦推广开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潮水般的制造业出口就超出了发达国家的政治能力而无法被接纳。沃尔夫冈·哈格尔（wolfgangHager）最为严厉地评价了通过资本、货物和技术的自由市场来连接南方和北方这“两个世界”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这个世界里，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是配置资本的市场相对自由。在另一个世界里，有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资本的系统配置却经由中央计划或者小部分企业家和官僚的共识来决定”①。利用它们现有的技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就能以低得多的单位劳动成本获取足以与先进工业国相比肩的生产率水平。以“调整”的名义迫使欧洲和美国的产业工人成为市场力量的靶子将招致战后福利国家的毁灭。哈格尔称，唯一理想的应对就是政治性地“管理”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之间的贸易。先进工业国放慢的增长、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似乎挑战了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可复制性。②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却为新古典的重要政策处方提供了辩护。作为充分利用它们比较优势的政策结果，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确实“起飞”了。这些政策包括了汇率改革和选择性的进口自由化（selectiveimport-liberalization）。出口促进政策（expor。t-promotingpolicies）的激励模式远非不偏不倚，但却也没有像在进口替代国家那样有失偏颇。新的出口悲观论调也没有被全部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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