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1.1 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
吴敬琏
谢谢蔡继明教授！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祥地之一，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岱孙教授等一批学人对现代经济学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现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努力倡导百家争鸣，这对于推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培养高层次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发挥经济学对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状况
我国进行市场化改革前的30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我自己在进大学时就是选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今天出席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满怀着学以致用，用学得的知识来报效国家的愿望考入大学。那时候毛主席讲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旧政权已经推翻，新中国已经建立。我们希望学好政治经济学，能够在“建设新世界”中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事与愿违，我们这门学科在往后的30年里其实并没有能够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我们原来所期望的好作用。
我是1948年考进金陵大学的。1950年入学。上了一年经济学原理、统计学、会计学，以后，就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我们在年轻时很不懂事，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也积极参加了对老师上纲上线的“批判”。运动结束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所在的经济系调整到复旦大学，开始使用新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教员也换上了从中国人民大学经过苏联专家培训的年轻教员。一年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教员是苏绍智老师，二年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员是蒋学模老师。他们在人民大学跟着苏联专家学了两年，然后再把从苏联老师那里学得的斯大林那一套经济学理论教给我们。
195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就是这一套苏式政治经济学理论，再加上毛主席语录。跟着当时“左”的路线和政策转。这样的“理论研究”自然对于经济发展有害无益。
刚才一进入会场，就见到谷书堂教授。这使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很有专业热情，在大会的简报组编写简报。
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吹起了一阵“共产风”。理论上的典范作品则是获得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那篇现在看起来荒谬绝伦的文章。由于自己完全没有独立思考和分辨能力，在为薛暮桥先生起草会议论文时，就按照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精神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殊不知薛暮桥先生看后非常不满意，认为我们在和中央唱反调。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委屈。一打听才知道，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说是“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①！
上海讨论会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我们研究所在河北昌黎的“试验田”的副“田头儿”王绍飞放了一颗“政治卫星”。事情是这样的：“红小鬼”出身的王绍飞深感浮夸虚报粮食产量等生产成绩为害严重，就给我们的所长孙冶方写了一封信反映。孙冶方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老革命家，把这封信作摘要送到党中央。毛主席就王绍飞的反映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②，号召干部千万不要说假话。这件事在经济研究所被传为美谈，也促使昌黎实验田的“田头儿”董谦同志也想就群众关心的问题上书中央。他组织经济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做了认真的调查，发现群众一个最现实、最迫切的要求是解散公共食堂，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家做饭吃。不巧这份调查报告送到毛主席手里时，政治风向已经从反“左”转向反“右”。毛主席在1959年6月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所谓“意见书”时，拿出了这封信，说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几个右派，居然反对公共食堂。这一下子可把经济所弄得人仰马翻，搞了大半年“反右倾运动”。一批研究人员，包括王绍飞在内，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只是一个小的缩影，这个灾难大家都知道。往事不堪回首。这一时期对新中国建设起主导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什么科学。其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不大，但是是反面的作用。
后来在文革中，和顾准先生讨论西欧古代史时，我对当时自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打了一个比方：我们自以为习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好像吸纳希腊文化经过的是拜占廷。这就是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状况。当然，这种扭曲也是有历史’由来的。没有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就必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批判精神，因此也就很难有什么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二、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仍在发展的科学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突破极“左”路线羁绊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②，照搬遭到扭曲的政治经济学，给中国人民造成大灾难。同时，人们开始去探索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兴盛、对于人民的福祉有好处的经济学理论。
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才打开了新的境界。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睁开眼睛朝外看。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例如列宁就说过，马克思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但是在“左”的思想钳制下，我们竟然同外部世界隔绝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了国际学术交流，能够请人来讲课，我们也能够出国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经济学研究，并不像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已经完全停滞，没有任何发展了。目睹西方国家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大家都已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如果马克思在世，他的学说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就像他当年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一样，肯定也会根据现实的变化有很多新的发展。
在扬长避短、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探讨，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有了真正的进步。明确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往往就来自于经济学研究的倡议。
不过在近年来，这些支持市场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是中国改革遭到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导，被引向市场经济的错误方向。
其实，读一读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号攻击市场化改革的文章就能发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也不知道什么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把“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当作一块砖头砸向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支持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而已。
从世界范围看，所谓“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古典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到了20世纪初期，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成为主流。再后来，把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盼“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成为主流。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被欧洲人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New ClassicalEconomics）④又在西方国家遭遇“滞胀”的条件下兴起。不过，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经过修正的“新凯恩斯主义”依然是重要的经济学派。近年来的确有不少属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同时也有好几位属于“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获此殊荣。而且在一些经济学家身上，这两个学派有互相取长补短、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当代的国际经济学界并没有单一的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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