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方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一个经济学家只要开始思考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就再也不会思考其他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除了探讨各国经济为什么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这一类基础理论问题外，也相当关注为什么一些国家富有而同时另一些国家贫困这样的现实问题。正是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收敛性研究在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中，与内生增长理论一样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第一节 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收敛性分析研究的是国家间或地区间的人均指标水平是否能趋于收敛？如果不能收敛，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从经济增长理论中寻找答案。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与源泉，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至少可以追溯到斯密、里卡多、马克思、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扬格、熊彼特等学者，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劳动分工、要素报酬递减、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的相互关系、新产品及新生产方式的创新机制等，在各种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均有体现。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大萧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稳定性的质疑，通过将凯恩斯的思想整合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er，1946）运用要素投入之间缺乏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然而，尽管他们的文章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其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很少被运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点是拉姆齐（Ramsey，1928）的经典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拉姆齐提出了家庭跨期最优化的动态均衡分析方法，这一分析方法几乎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运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通过一个可以加总的、具有常规模报酬、每一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和正的、具有平滑替代弹性的新古典型生产函数，在假定经济具有不变储蓄率的前提下，构造了一个简单却又十分精致的分析框架，阐述经济增长的机制与过程，形成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在早期的索洛一斯旺模型中，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又由投资的收益率所决定。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及其增长唯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及其增长。由于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而后者同样唯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而不断下降。当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趋近于零或低于某一贴现值时，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不会超过劳动力投入的增长速度，资本劳动比率趋于稳定，人均收入趋于某一固定水平。早期的索洛-斯旺模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并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锋”状增长路径问题，但模型本身与现实相距较远，如果抛开外生不变储蓄率这个与经验事实难以吻合的假定，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关于长期增长的悲观结论，也无法与观察到的人均收入超过一个世纪的持续正的增长率且增长率并没有明显下降的经验事实相一致。
卡斯（Cass，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65）将拉姆齐的跨期动态最优化分析方法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解决了储蓄率内生决定问题，并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为避免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式悲观结论的出黼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假定存在一个外生技术进步，使增长模型产生一个长期的正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模型能够与增长事实相吻合。但显而易见的是，模型仍然存在着重大缺陷，因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完全取决于一个模型外的外生因素，模型解释了一切但无法解释长期增长。
正是因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上述缺陷，经济学家寻求各种方法解决技术进步的内生决定问题，这也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另一个高潮，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早期的内生增长模型，如罗默（1986）、卢卡斯（Lucas，1988）、里贝罗（Rebelo，1991）是建立在阿罗（Arrow，1962）、谢辛斯基（Sheshinski，1967）和宇泽（Uzawa，1965）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并没有真正将技术进步引人增长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因为广义的资本品（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边际报酬并不必然递减，因而增长是不确定的。同时，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正的外部性，有助于减缓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边际报酬不断下降的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抛弃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开始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考察经济增长。罗默（1990）、阿洪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等将不完全竞争与研发活动（R&D）纳入到经济增长框架中进行研究。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R&D活动，这种活动以事后垄断权力的形式作为回报。假设知识是无止尽的，那么通过这一机制就可以使经济保持一个正的长期增长率。但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创新活动的数量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而长期增长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如税收、法律与秩序、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知识产权的保护、国际贸易规制、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直到最近，这一研究思路一直保持活跃，比如，对增长的规模效应的研究（琼斯，1999），分析技术进步是劳动增强型还是资本增强型（Acemoglu，2000），以及对增长过程中竞争作用的评价等（Aghion et al，2002）。
二、增长理论的收敛性涵义
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无法容纳的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因而哪种理论更接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卡尔多（Kaldor，1963）罗列了六条他认为代表了经济增长过程的典型事实：（1）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其增长率并不趋于下降。（2）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3）资本回报率近乎稳定。（4）物质资本一产出比近乎稳定。（5）劳动和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近乎稳定。（6）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差异巨大。第（6）条典型事实与跨国数据相当吻合，同时第（1）、（2）、（3）、（4）、（5）条典型事实也与当前发达国家的长期数据相一致。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投资没有任何外部性，资本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因而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单位资本存量增加而导致的产出增加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将趋于减小，进而导致经济的投资意愿和产出增长速度下降。因此，不论其他条件有什么样的差异，经济增长最终会趋于稳态。早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不同经济具有同样的结构参数和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因而这一理论预言不同经济的人均收入水平最终将会收敛，人均资本较低的经济将在人均指标上趋于更快增长，并且这种趋势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条件。所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似乎能较好地解释卡尔多典型事实的前5条，但对于第（6）条典型事实，至少是早期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做出圆满的回答，因为对比卡尔多第（6）条典型事实，不依赖于任何条件的绝对收敛预言并不符合经验观察到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持久存在的现实。
为了使理论与数据相统一，一些持新古典观点的增长经济学家从不同经济稳态结构参数存在差异出发，认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在更为准确的意义上是预言条件收敛，即不同经济只有具有相同的稳态值，收敛才会发生。在假定不同经济系统稳态结构参数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一个经济距离其稳态位置越远，相对其稳态劳均资本更低的劳均资本水平才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和增长率，人均指标的增长才能更快（巴罗、萨拉伊马丁，1995）。在一个最基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导致稳态位置差异的参数包括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函数的特征（巴罗、萨拉伊马丁，1995）；在一个扩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导致稳态位置差异的参数还包括人力资本积累率（MRW，1992）；而在实证中，各种制度政策变量也是影响稳态指标的重要因素（巴罗，1997）。因此，在假定稳态结构参数存在较大差异的条件下，经济学家通过扩展新古典增长模型导出条件收敛假说，解释了不同经济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增长发散现象，从而使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卡尔多增长的典型事实统一起来。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内生增长模型突破了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束缚，在不变报酬甚至是递增报酬的框架下解释经济增长。通过引人各种阻碍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因素，这一理论体系将从微观层次可以广泛观察到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纳入到总量增长模型中，使得对经济增长机制的揭示更加深入，政策含义更加丰富。但是，由于突破了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束缚，这一理论体系关于经济收敛性最初的预言与早期新古典增长模型正好相反，即不同经济人均收入的广泛差异是持久的，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显然，内生增长理论相比新古典增长理论更符合卡尔多的六条经济增长典型事实，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最初难以解释广泛持久的跨国人均收人差异一样，内生增长理论不但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难以解释经济史中“增长奇迹”事实的出现。比如，像东亚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在最近的几十年其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迅速提高这样的事实。因此，一些研究者将技术扩散的机理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中，说明通过学习和模仿领先者的技术，落后经济可以分享技术领先者技术进步的好处，进而实现技术赶超（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巴罗和萨拉伊马丁，1997）。这一类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模仿比发明更加便宜，那么一个经济距离世界前沿技术越远，并且具有相应的学习吸收能力，其技术赶超速度就越快。因此，考虑技术扩散的内生增长模型也有着类似于新古典增长模型条件收敛的内涵，内生增长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解释不同经济人均收入水平趋于收敛的现象。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