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裁员！裁员！
在经济领域，克林顿政府还算是真诚。实际上，克林顿政府在经济分析和报告上从来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但是，由于总统过于频繁地改变他的经济政策，以致他的官员们往往被认为不够诚恳，即便他们是在讲真话。所以，我有些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当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打抱不平。他一度曾经担任了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1996年春季，斯蒂格利茨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劳工状况的报告，其内容大致上肯定了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工人们的处境并不像新闻头条所说的那样糟糕，特别是企业裁员所带来的冲击被极度夸大了。
斯蒂格利茨的这份报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非常中肯的描述。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解读者都把它看做一份纯粹的政治文件——是在大选年用来粉饰太平的作品而已。
然而，话说回来，评论家们的确有理由提出质疑。毕竟，政府部门的其他官员，特别是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奇，向来鼓吹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按照瑞奇部长的说法，全世界的高薪工人（包括美国在内），都已经加入所谓的“焦虑阶级”（Anxious Classes）行列，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挤出中产阶级。即使生产力和利润都在上升，而且他们也能保住现在的职位，但被裁员的恐惧迫使他们接受调薪或职位调整的决定。
与瑞奇部长的大部分说法一致，这种观点可谓旗帜鲜明而且包装精美。因此，也非常引人注目。然而，它基本上是错误的。相反，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报告中揭示了其中的真相，而不是那些只能满足情感需要的大众幻想。
为了弄清瑞奇出错的原因，可以考虑一桩有关失踪小孩的离奇案件。20世纪80年代初期，敏感的新闻记者从真实的犯罪故事出发，并结合武断的统计数据，让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奇怪的推测：在美国国内，每年都有大量的小孩被神秘的陌生人从他们幸福的家庭拐走。直到今天，“陌生人诱拐”依然是电视媒体上的热门节目。实际上，这种犯罪行为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在拥有2.6亿人口的国家，每年大约只有300起。这并不是说诱拐从未发生过，、确实发生了，而且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这里的重点也不是说孩子们是完好无损的，实际上，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过着地狱般的生活。然而，加害于孩子们的人往往不是陌生人。例如，在1个小孩被陌生人拐走的同时，至少有1000个小孩遭受到家庭成员的性侵犯。但是，“陌生人诱拐”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热捧，因此，它们的受关注度远远超过其实际的重要性。
企业裁员的恐怖程度既比不上陌生人的诱拐，而且发生频率也更高，但这两种现象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两者都是适合在镜头前曝光的悲剧题材，而且能够被媒体充分地利用，但问题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严重。
尽管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报告以大量的统计分析来证明其观点，但仍然出现了很多以自己的想法进行错误解读的版本。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例。1996年2月，有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叫做“企业杀手”，上面列举了过去五年内大公司进行的大规模裁员行动。每家公司所裁减的工作岗位数量以大号字体显示，并配有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照片。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似乎是想证明，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如果你将所有裁员的数量加总，一共是37万人，不及所有工人总数的1/300。即使是最健康的经济体，每年失业或者换工作的人数都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大多数被辞退的工人都能很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虽然有很多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挣得少了，但极少会像文章所宣传的那样，从舒适的中产阶级马上沦为辛勤劳作的穷人阶级。难怪斯蒂格利茨教授会说，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因为企业的贪婪冷酷而丢掉好工作并不是他们重点考虑的问题。
问题的重点在于，瑞奇部长的经济学风格是依赖奇闻轶事而非统计数字，依靠口号标语而非严谨分析。他的这些论调是无法与美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富多样性的国家相适应的，因此也无法做到公正对待。在美国，确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从陌生人绑架小孩、数学家成为恐怖分子，到公司经理兜售汉堡等，诸如此类，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故事是否属实，而在于它们是否成为常态。那么，从更长远的未来来看又会怎样呢？
长期来看，“好工作”的数量和相应的薪酬水平正在持续稳定地增长，拥有技能、天分和运气的工人依然非常吃香。另一方面，仅有数量有限（每年最多也就几十万人）且原先拥有“好工作”的工人，遭遇了严重的失败。美国的中产阶级也许是焦虑的，但是客观来说，一切都还是不错的。
其实，真正处境不妙的是那些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份好工作的人。而且，这些从事坏工作的人将会发现，他们本已微薄的工资收入，正逐渐且持续地缩水。换言之，新经济（套用瑞奇的说法）的主要受害者并非那些沦落到兜售汉堡的数千名经理人，而是几千万原本就从事汉堡销售或是看门等工作的人。在过去20年间，他们的实际工资每年都减少1-2个百分点。
这有什么差别吗？有的！什么时候呢？当你正在排列政策的优先顺序时。难道我们应该像某些政府官员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大公司里那些待遇优厚的好工作之上吗？或者说，设法阻止那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裁员？我们应该运用税收手段，惩罚那些辞退员工的公司，同时奖励没有这样做的公司吗？抑或反过来，竭尽所能地保留并增强“减免劳动者所得税”这样的制度安排，借此来帮助那些贫困的劳动者阶层？如果有人说我们可以两者同时兼顾，那就太过于伪善了：金钱是稀缺资源，政治资本也同样如此。如果将目光停留在占据新闻头条位置的小问题之上，那么我们就会忽视那些更有意义的大问题。
因此，请大家多给斯蒂格利茨教授一些掌声吧！毫无疑问，是那些政治领域的老板们让他那份关于企业裁员报告的价值大大缩水。他们相信，好的消息将有利于克林顿总统的竞选连任。然而，有时候出于政治动机而做出的某些经济分析，也可能正好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第三章 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
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服从信徒递减的定律。每一门学科的开创者，总是享有一些不受规范限制的特权。要是他的原创观点中存在一些粗糙的地方，或者他过于强调和前人见解之间的不连续性，那么润色者和解释者随后就会出现。于是，下面的情况将是在所难免的：有人仅仅按照字面意思而非内在精神来理解开创者的这些理论，从而使他们自身对激进教义的拘泥和执著程度，甚至要超过正统的卫道士们。随着观念的向外散播，这些教义也变得越来越简化，直至成为社会公共意识的一个部分，也即人尽皆知的常识。然而此时，它们与原先的创见相比，已经是大异其趣了。
以上所谈的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命运。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对问题的反应极其灵敏且创意十足的思想家。如果说他在不经意间留下了遗产——某种思想风格——也就是所谓的庸俗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很不幸，这些遗产直到今天依然是笼罩在各种经济辩论中的最大谜团。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旷世奇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们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丰富而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其探讨的主要是个别市场的行为以及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论，即研究整体的经济事件，诸如通胀与通缩、繁荣与衰退等内容，仍然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因此，也无力处理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那些所谓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必定会回归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该学派仅仅关注长期的经济分析。古典学派有两个主要的信念，即货币数量学说和可贷资金理论。前者主张，一般物价的水平取决于流通货币的数量；而后者则指出，通过利率的调节可使总储蓄等于总投资。
其实，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他的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所指出的一样，事实上短期内的利率水平，并非由充分就业时的储蓄与投资之差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是指除非向公众提供足够的诱因，将金钱引导至相对不安全且兑换不便的资产中，否则他们宁愿选择持有现金。储蓄与投资必须相等，但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如果储蓄的欲望高过投资，那么将会导致就业与产出的水平下降，而不是利率的下调。特别是，一旦投资需求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股市崩盘——出现下降，其结果将是全面的经济衰退。
凯恩斯的这一巨著，是对经济体运行方式的一次精彩的重新阐释，因此很快就被当时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所认同。同时，有些人很早就认识到，凯恩斯的理论存在过度简化的毛病。尤其是在就业与产出的水平方面，正常情形下它们应当会对利率有所反应和反馈，而这种影响有时候可能非常显著。然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虽然已经问世多年，但至今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沉迷于凯恩斯的理论之中，似乎想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幻的镜中世界：身外其中，美德受到惩罚，而放纵却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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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布林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供给学派经济学、企业裁员、全球化、贸易赤字、技术的增长潜力等，最近热门的经济辩论都有克鲁格曼的身影……它们无疑都是生动有趣的经济学小品。”
--《华盛顿邮报》
“克鲁格曼先生所谈的每件事情，都是那么机智、重要，而且读起来趣味横生。”
--彼得·帕塞尔，《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