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著名财经作家、财经独立书评人，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经济学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Ⅸ中国独立阅读报告》。三年以来，以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为价值观，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曾出版《过坎》、《局限》、《自由引导奥康》、《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著作，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案例库。

　　作者积三年之力，形成了一套事关经济、文史、艺术等多向度的阅读经验。每篇文章均在《新京城》、《南方都市报》、《上海证券报》、《时尚先生》等媒体上登载，构成了国内读书界的某种阅读品牌。在已经形成的思考框架内，作者以自由为关键词，沿着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维范式，对当下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人文和社会现象，进行了碎片式的思考。在这里，自由既是一种经济条件，也是一种人权条件；既是一种生活条件，也是一种精神条件。自由是每个现代人发展的原因，也是发展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是一名中国人解构旧有知识，重构现代知识的真实记录，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对中国问题的自觉阅读与思考。这种思考既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人趣味，也不同于学院经济学家专业的阐释，在经济学与人文学的结合点上，《我们怎样阅读中国(签名本)》做到了比较理想的整合。

　　愿所有有常识、有良知的人们都来看看，对于那些养活了中国的农民工，我们有着怎样的亏欠。让我们好好看看他们，这些满面尘灰的农民，和我们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与智慧，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工，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底线。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生活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警惕那种以“集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为借口来剥夺个人自由的言论和行为；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那种以“个人自由”来消解“社会自由”、“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后者盛行之后，则必然出现群体性的盲动；前者盛行之时，独立思维能力稍微不够的人们，就极有可能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悉数拱手相让，彻底丧失个人价值。
　　——《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
　　这样对自我的审问拖延了将近20年，让一个具体的人徒然耗费了太多的时光。袁伟时说过，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对这句话的具体解释似乎也能推演到我的对方法的审视之上。我们所学到的所谓观点恐怕是有问题的，而这些观点背后的方法，其荒谬程度可能更甚。因此，当我们试图说出某一个观点，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具有足够宽阔的视野？我们对自己的怀疑能力是否足够我们提出某种价值判断？
　　——《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观点》

　　谁也不是市场的看客
　　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有人在遥远的他国思考，德?索托①有着与我们相同的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美国、欧洲及日本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却停滞不前?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得不到法律制度的保护?为什么我们试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幸福，却换不来民众的基本支持?
　　首先当然是缺少资本信息。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
　　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作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地坚守谬误。①
　　我们缺少政治对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地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地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但是现在，有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以抑制。
　　按照德?索托的理解，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无法把自己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本质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了一种只利于“钟罩”之内特权阶层的歧视性制度①。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之说，则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另外一些人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30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权利这个关键词上的原因。无论是哈耶克①、阿马迪亚?森、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本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这就是市场的秘密、资本的秘密。如果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综合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比尔?盖茨或者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企业家都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比尔?盖茨。反之，则我们永远是那个“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那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视野的中国人会提醒自己捂紧口袋，现金为王，以便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萧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还在城市喧闹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应该还在计算年底能带多少钱回家。但是2008年不一样了，春节的爆竹声还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可是农民工却需要打点行装，提前回家。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难过的经济画面。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每年春节前要挤上火车回家过年，春节之后又挤上火车去城市里谋生?他们为什么不在一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实上这样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劳顿，还可以节约成本。为什么被金融危机伤害的农民工不选择在城市里另谋职业，只能逃离城市，到农地去寻找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事实上被金融危机伤害的，也有城里人，他们在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所以他们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

上卷 以自由看待经济
谁也不是帝场的看客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阿玛蒂亚·森的良知
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
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观
龙象之争，从自由开始
跟罗斯巴德学习经济转型
麦迪森的赞美
每个人的全球化
那些违背常识的赞美
那些有思想的企业家
穷人银行的中国难题
人人都是小蜜蜂
那些悲伤的事故
索托的忠告
我们的信心与市场有关
与其施舍，不如相信
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
争鸣是一种传统美德
韩长赋的“第三元”理论
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
周其仁的批评与克制
张维迎的行为艺术
吴敬琏的教育诗
中国不需要凯恩斯
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学的意义

中卷 以自由看待历史
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
许倬云的难题
杨天石的路径依赖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我们都是萨义德
陶菊隐写的历史可信吗
我和何兆武之间的距离
谁能发展余英时
黄仁宇的“缅北意识”
阁楼里的胡适
宗自华的瘸
夏志清的启示
谁在拿侯永禄做试验
件么叫做“反行为”

下卷 以自由看待生活
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观点
冯象的才华
犬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敬畏是一种方法论
张五常是个经济人
我和田松有共同的忧伤
愧对梅兰芳
背时的战争
跳出二元判断的陷阱
丧钟为谁而鸣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