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风暴在近期的迅速发展和蔓延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和深入的思考：全球金融海啸之下蕴藏着怎样的实体经济板块的非均衡及其摩擦与碰撞？全球金融体系是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在信息非对称情况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走多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目前金融市场被政府的深度干预和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是权益之计，还是成为一个新的趋势？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究竟是分散了人类经济活动的风险，还是增加了风险？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而言，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自然会引申出对当前中国来讲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中国金融将何去何从？《全球金融风暴与中国经济》就是中国经济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所进行的深刻剖析。

    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与发展潜力
    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判断
    从要素禀赋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的最大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要素充裕，自然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相对稀缺，因此，任何时候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始终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如此要素禀赋特征的经济中，除非受到结构性要素制约，总供给只要有总需求的拉动，一定具备高速增长的潜力。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二元经济之下的资本缺乏，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了提高国民储蓄，我们采用了计划经济模式。尽管当时每年的积累率很高，工业化的速度也不慢，但是经济效率非常低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坚持对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全面开放，在体制效率不断释放和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的前提下，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成就令世人瞩目。从制度改革的角度来讲，最初发轫于农村土地承包制和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再造，以及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价格体系的确立，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中国发展的农业基础问题，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提供了可能。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城市以改革国有企业为核心，20世纪90年代我们通过“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民营企业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制造业的经济主体之一。市场发育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逐步推进，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使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展现，从而为中国众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一次全球化就其实质来讲，最大的特点是中国七亿多劳动力以劳动力不出国门为前提参与国际分工，其结果是全球的资本、技术、制度和管理等要素向中国东部沿海流动，国内的劳动力要素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从而达到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这个要素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世界财富得以快速增加。中国经济在1978-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近10％，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很少出现过的奇迹。尤其是进入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特点更加突出，伴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和产业集聚效应的显现，全要素生产率（TFP）和技术进步提升明显，生产可能性前沿大幅扩张。2003年以来，汽车和住房消费热点出现，投资活动进一步活跃，工业化朝着重化工方向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再加上后WTO时期到来的出口大幅增长，宏观经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同步增长的基础上获得了连续5年（2002-2006年）“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国民储蓄率高企，外汇储备不断积累，GDP总量2007年达到246619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如果按照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发展的前景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没有过去，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处于如火如茶的发展强势上，目前正在开展的农业现代化可以使其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农业劳动力还可以进一步转移。农业和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第三产业随着城市化的继续发展空间无限。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市场，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角度来讲，未来10-20年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二、中国经济的问题何在？
    由于中国经济是在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实现这样的高增长，这必然会要求经济制度改革采取存量改进、增量推进的方式，至今仍有许多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在商品市场体系得到全面推进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推进缓慢。这样的改革方式势必绕过了传统体制中难以改革的硬核，某些领域的低效率状态依旧。更有甚者，20世纪末以来，随着工业化朝重化工业方向演进，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中的竞争因素有所下降，垄断因素上升，尤其是国有部门的垄断程度提高而引起的资源错配所导致的效应，阻碍了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中增量改革部分和目前民营经济占主要比重的部门，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已具有很高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近10年来，民营经济以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工业增加值和出口分别保持了20％和40％左右的增长速度，每年吸纳1000万左右的新增从业人员；扣除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经济，民营经济的税收贡献率在70％以上。但民营企业在金融资源和市场准人等方面面临许多限制性的规定。比如，在间接融资方面，民营经济解决了75％的就业问题，但是得到的银行贷款资金不到15％，85％的金融资源分配给国有经济了；直接融资方面，只有400多家（万分之一）的民营企业靠收购上市这种间接方式进行融资活动。另外，民企的投资只能局限在一些过度竞争且缺乏技术创新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诸如石化、电信、电力、金融、证券、保险等产业部门基本上由国有企业垄断，使得这些公共服务部门仍旧相对封闭和低效率。这种经济结构导致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效率、最具有生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主体无法实现向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的有效转移和扩张，它们的主要扩张方向和投资领域被限制在低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部分资源消耗严重的重化工业，而这些部门的投资过度必然带来以下四大结果：
    第一，三次产业结构与增长速度的非均衡。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揭示：如果一国具有二元结构性质，那么该国经济是不发达经济，在二元向一元的转变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现象依然十分明显，并且在新的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演变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同部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反向关系，两者的负相关系数为0.517％。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各产业间的非平衡增长为前提的。首先，1980-2007年间中国的农业比重年均只下降了6％不到（见图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3.4％。许多研究表明，由于受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受到阻碍，土地要素也难以得到优化配置，中国的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年增长率不会超过4％。没有一个高效的农业，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其次，第二产业增长呈稳定上升状态，近10年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稳定在50％，对经济增长贡献为57.1％。“世界工厂”趋势明显，但却承受着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巨大压力。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5.5％，但却消耗了全世界15％的能源、30％的钢材、54％的水资源。最后，第三产业增长乏力。1980年到2007年近30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4％，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29.5％，直到2004年以后才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长势头。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揭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劳动力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是劳动力先从农业流向制造业、再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相应地，三次产业比重也逐步向第三产业集中。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不快，势必压缩了就业的增加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许多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现代化的实现，重要标志就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逐渐推进。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70％-80％，就业比重占50％-75％。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修正后的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80年的966.4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6501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4年间增长了12.1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0％，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仍徘徊在40％左右。2007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是39.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的比重，跟亚洲国家45％的平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第二，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自然环境、资源和能源要素极其缺乏，难以承受单一方向的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5.5％，但却消耗了全世界15％的能源、30％的钢材、54％的水资源，另外还有大量的土地资源的消耗。由于土地、资源要素和能源生产或被政府和国有部门控制，或需要进口，制造业和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必然拉动资源、土地、原材料等稀缺资源价格的上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也就通过资源价格上涨输送到政府、国有部门和外国资源生产者手里。

序言
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与发展潜力
金融风暴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判断、趋势预测和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泡沫的破灭与中国的应对——以经济长周期的视野来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的机会
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
全球金融动荡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合宜的政策选择
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从“金融大海啸”看现代金融风险的本质
附录：关于消费者信贷业务“特殊性”的一个初步分析
金融创新的赢者诅咒、资产魔方和金融风暴
繁荣与危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
全球性外部失衡时代的金融危机
金融海啸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
如何认识这场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