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8世纪的法国贵族或者19世纪的普鲁士容克相比，还有什么人对自己、对自己的阶级和地位更充满自豪感的吗？毫无疑问，那一定是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大英帝国主宰了地球，知识阶层统治着大英帝国，剑桥则是知识的摇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来就坚信，自诞生之日起，他即拥有这样强大的优势地位，对于他自身才华的认识则将为之锦上添花。在梅纳德刚满5岁的时候，他的曾外祖母简·伊丽莎白·福特就给他写信说：“你一直在剑桥生活，这让我们对你的聪明才智充满期望。”那时的人们相信泰纳在文学批判中提出的三个要素：家族、环境和时代。梅纳德很快就从中找到了自信，作为伊顿公学的学生，他在16岁的时候花了数十个小时泡在图书馆里，认真梳理自己的家谱，结果发现其先祖乃是历史上登陆英国的“征服者”威廉一世的部下。家族的辉煌谱系的缔造者——“最早进入最高阶层的那个人”——则是威廉·德卡哈格（William de Cahaguer），此人参加了哈斯汀战役，并由此从他的领主（诺曼底公爵的同父异母兄弟）那里获得了5000英亩的封地。不过，就像梅纳德所记载的那样，他们家族并非好战分子，只是因为害怕受罚才偶然出现在战场上。唯一的例外是威廉·凯恩斯（William Keynes），此人在1141年的林肯郡战役中擒获了斯蒂芬国王，因之受封于德文郡的温克莱城堡（Winkleigh），随后受洗更名为温克莱·凯恩斯（Winkley Keynes）。12～14世纪，几次成功的联姻让凯恩斯家族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到了16～17世纪，由于笃信罗马天主教和效忠斯图亚特王朝的缘故，凯恩斯家族的封地全部被剥夺。从那时起，他们便从封建领主向知识分子阶层过渡，梅纳德也特别强调过这个分岔口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就是家族中不少头脑灵光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是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1625～1695），此人担任过比利时列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颇具影响力。梅纳德认为，这位先人在历史上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他的错误建议要为詹姆斯二世的失败承担部分责任。这位先祖既有学术方面的成就，又担任过君王的顾问，是否表明家族中流传着某种特殊的基因？但不管怎样，由于这位也叫约翰的凯恩斯先生的蹩脚表现，整个家族被迫陷入沉寂。
直到19世纪，凯恩斯家族才重新抬头，但比过去少了些知识分子的色彩，多了份商人的气味。梅纳德的曾祖父为家族打下了资产阶级的坚实基础，他在萨里斯伯里成功创建的毛刷制造企业，成为当地社区的支柱之一。梅纳德的祖父则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财富积累，他舍弃自己父辈的毛刷生产业，进入了新兴的市场空间。在铁路建设刚剐兴起的时代，他在康瓦尔郡的土地上大量种植玫瑰花和大丽花。梅纳德后来猜测，祖父从事这些生意主要是为了投机——梅纳德也是这方面的行家。梅纳德的祖父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家，凭借对工作的激情和对宗教的虔诚为自己积攒下了丰硕的财富。但另一方面，缺乏教育和学识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他因之资助了无数学校，并特别希望自己的儿子内维尔能够有成功的大学职业生涯。
母亲家族的来历要平凡些，梅纳德没有将母亲的家族史的考证追溯至蒙昧时代。母亲家族谱系的开端是18世纪末的一位圣公会牧师，家族后来的传统也总是围绕着宗教，出了许多教士和神学家，其中包括梅纳德的曾外祖父，此人写过有关人性堕落题材的著作。梅纳德的外祖父也投身宗教，把持一个教区长达30年，他写过有关清教主义的专著，而且在外孙看起来还是一位令人敬畏的预言家。
父亲这支谱系有着悠久的贵族渊源乃至对宫廷生活的遥远记忆，然后是可观而殷实的财富积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式的标准分析；至于母亲那支，则是漫长的宗教传承，充满了牧师的宣讲与神学家的著述。再没有比这更传统、更具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家庭谱系了。唯一出格的地方是在19世纪，他们与当时显得过于自由化的福音教派走得越来越近，以至于站出来（当然是战战兢兢地）谴责了奴隶制度。出现这个小小的叛逆很适合后来梅纳德的崛起。他们家族此时只缺学术方面的慧根了，而本书的主人翁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很快就将着手填补。
生于1852年的内维尔有着再传统不过的教育履历：从名牌中学到伦敦大学学院，随即成为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数学专业的学生，后来当上那里的研究员。这条直线式的晋级之路实际上并非一帆风顺，内维尔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其中某些可能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令他苦恼的事情包括各类身体上的不适以及个子矮小和发育迟缓——直到21岁，他才开始长胡子，内维尔为此深受折磨，他的母亲看到这些情况后惊慌失措，给他尝试了所有用于精神并发症的药物。
此外，还有学术生涯方面的难题：内维尔到剑桥来研究数学，可他十分憎恶这门学科。吸引他的是伦理学，但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伦理学不能给他带来研究员的资格。悲伤、犹豫、不安乃至放弃剑桥的打算……若干烦恼困扰着这名优秀的年轻人。由于父母的反对，经过对数学研究前景的多次讨论，最终达成了这种情形下的典型协议：内维尔答应留在剑桥，作为条件，他可以放弃数学研究，当然这将牺牲他成为研究员的前途。接下来，内维尔在21岁的时候开始痴迷于亚当·斯密、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的著作，并且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亨利·赛吉维克等人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些人已在他之前跨越禁区，放弃了传统的数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于是内维尔也随之转入新兴的政治经济学，那里充满了离经叛道的人物和荒唐可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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