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摘要：本文首先澄清了中国转型期的三重性——“文化－经济－政治”，以及这一转型期经济行为的特征。其次，鉴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和指导中国转型期经济行为与公共政策时发生的理论困难，此处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作为“演化社会理论”一部分、适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经济学的特征刻画。第三，与此相关的，是晚近发表的演化社会理论的学术文献综述，以及基于这一综述的对未来研究方向和可能得到的结果的描述。
关键词：演化；社会转型；经济学
引论 中国“文化一经济一政治”转型期的界说
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时期，与目前史料所描述的中国社会长期的演变状况相比，应称为“转型期”。根据最常见的看法，这一转型期始于鸦片战争——此为“外因说”。根据另一种看法，这一转型期始于明末或南宋——此为“内因说”或“外因－内因”说。何谓“转型”？这是要求澄清的第一个问题，虽然它未必有明确解答。
人类在“人科”之内的历史，若是从四足猿演变为两足猿（纤细型南方古猿）的时代开始计算，大约超过了600万年。若是从树栖人猿首科开始计算，大约超过3 000万年。不难推测，如此漫长的历史，在外部与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应由许多转型期和稳态期构成。所以，只要延续的时间足够长，人类的每一个“社会”（家庭、洞穴、部落及群体的其他形态）都可能经历转型期。
稳态与转型（“过渡过程”），是工程学的术语。这里首先需要定义但通常很难定义的，是“状态”（states）——世界的状态，也就是将静态的世界嵌入于动态的过程内。这里涉及的，是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论证过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动态的世界观念里，有空间和时间，两者相互依赖，称为“时空”。在静态的世界观念里，每一主体感受到的每一事物与这一事物在这一主体其他时刻的感受无关，从而，“主体”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系列原本相互无关但可由联想或假设产生关联的感受。不论如何，我们通常持有的，是动态的世界观。
在动态世界里，每一时刻，主体的认知范围，可称为那一时刻的“世界”。认知主体对特定时刻的世界的感受与表达，假如能够量化，或可表示为一组“量”的关系——每一关系可视为从感受世界到量化世界的一次映射。这些数量关系当中，相互之间有依赖的可称为“变量”，对其他变量发生影响但独立于其他变量的可称为“参量”。
基于尼古拉的库萨及在他之后的莱布尼茨的看法，当主体感受到世界在此时与在彼时有差异时，就定义了这两个不同时刻及同一世界的不同状态。这一感受，在量化世界里表达出来，就是变量和参量依时间变动的过程。假如主体对“时间”的感受可以量化，则任一时刻，上述的那一组数量关系就定义了世界的一个状态。又如果在认知主体的感受中，世界在此时刻的状态依赖于世界在彼时刻的状态，则世界是演变的。因此，我们可以隐含地定义：如果“过去”影响了“现在”，那么世界是演变的，虽然只是根据某一理论，我们才可区分时间的过去与现在。
在我们感受的量化世界里，如果描述了世界状态的那些变量的变化速度不均匀，那么，仅当它们的变化速度能够被称为“零”的时候，世界处于“稳态”时期。在任意两个稳态时期之间的时期，称为“转型期”。
此处需要几点说明。首先，“我们的感受”，它要求主体之间的交往——即“社会交往”，并要求在这一交往过程中的一群主体——称为“群体”，能够达成他们关于世界的感受的一些“共识”。
其次，我们每一个人感受世界的量化通常有许多变量和参量。例如，马赫曾将“心智”视为一组变量，与那些刻画着外部世界的变量相互作用。那么，当我们认为世界的状态不再是稳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心智变量的转型期（内因说），还是心智的外部世界变量的转型期（外因说）？
与此相关的是，第三，在我们能够讨论两个稳态之间的转型期之前，从第一个稳态，在那些变量已被视为不变的时刻，什么样的力量使这一世界再度发生了变化呢？遵循系统工程学的习惯，我们假设“参量”是系统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的最终原因。由前所述，这些参量可以是心智的也可以是心智外部的。
目前，中国社会经历的这一转型期可称为“三重转型”，其一是文化的，其二是政治的，其三是经济的。与其他社会经历过的转型期相比，中国社会这一次转型的主导因素是经济的——不论是旧体制之瓦解还是新体制之尝试。
人类之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基于其社会性而有了“个性”与“群性”这两方面的心性特征，又基于其哺乳动物的特性而有了“情感”。人类的脑，在“脊椎动物一哺乳动物一灵长目”的数亿年演化中，形成了三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基本结构——分别被称为“爬行动物脑”、“哺乳动物脑”、“大脑皮质”。既然如此，这三套结构之间或许会有冲突。例如，在目前这一演化阶段，根据脑科学家勒多克斯的阐释，人脑内的哺乳动物脑结构与新脑结构尚未完全相容，于是每一个体都可因内在冲突而自杀或癫狂。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人脑内的爬行动物脑结构与哺乳动物脑结构之间存在着不能自发协调的冲突，我们仍可假设它们之间有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就每一个体而言，确实存在着情感与生理之间暂时失调的情况。例如，情感创伤可导致生理系统失调，反之，生理疾病也常导致情感的紊乱。
情感的表达，称为“情感方式”，需要借助姿势、表情和言语（声音、话语、文字及其他类型的符号）。因此，情感方式是文化的一部分。有情，然后有人心。心为思之官，人心发动，始有思想。思念与想象，引发欲望，然后有行为。
强以类别，任一行为，约可名之：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情感的和信仰的。虽然，其间互有重叠。经济行为旨在供养身体、维持再生、延续物种。政治行为旨在表达群体诉求、调解利益冲突、于群性之中升华个性。社会行为泛指个体之间一切非功利性质的交往，旨在缓和由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所积累的不适宜性。情感行为首先是私人性质的，幸福、悲哀、恐惧，称为“原初情感”；内疚、焦虑、嫉妒、怨、悔、惆怅等，称为“次级情感”。最后，有一种特殊情感，称为“信仰”——超越个体生命和有限时空的永恒感。
诸如经济行为这样的人类活动，引出了文化的另一部分，更接近钱穆先生阐释的“文明”概念，可称为“生活方式”，即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可被表达的诸种形态。故而，我们可将“文化”视为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综合体。所谓“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相对于“情感方式”（the way of feeling）而言，是更为外在的和更具物质性的，例如经济生活的形态和政治生活的形态，依外在环境的不同而有重要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文明。与“文明”相比，情感方式是更为内在的和更具精神性的，例如信仰的形态和审美的形态，依内在体验的不同而有重要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伦理与宗教。
当不同的文明相互接触时，每一文明之内的人据以判断“异己”文明的，无非是他自己的情感与生活能够提供的判据，也就是他的文化传统能够提供的判据。因此，所谓“文明的冲突”，无非是不同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发生的冲突。
当代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近代转型之艰难性——由器物至制度，再至文化，直至追溯文化传统之根源，始知“全盘西化”实不可能，故重返制度层面，寻求适合于中国人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度。这样一种“思想循环”，在100年里发生了两次——当然是“循环式上升”的过程。只是在“集中计划制度”的社会实践被普遍认为彻底失败了之后，中国才转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化的制度实验。这一转向被称为“经济转型”，通常认为需要50年才可完成，因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行为及政治行为方式（即政治体制）的转型。
由于前述的100年思想循环及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的累积效应，在1990年代中期被再度解禁的市场化过程的冲击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迅速地西方化并与其内在的情感方式发生并积累了严重的冲突。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持有自由主义立场还是新左派立场，或无法在一切问题上自洽地坚持任何一种立场，甚或在任一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可表达的立场，总之，与前述的思想循环不同，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已经与他的情感方式严重离异，故而他不可能借助西方人的任何立场来化解这一冲突。为化解这一冲突，中国需要有“本土的”社会科学——植根于本土问题意识并且具有普遍主义视角的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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