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渡黄河<br>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决策<br> 甘肃省会宁县。山冈起伏，大野悄悄，絮絮秋风中弥漫着凄楚苍凉。这里的山被干百年无数次风雨袭击、剥蚀得只剩下赭色岩石或黄土山脊，巍峨耸峙，傲骨擎天。由于水土流失，河流切割，到处是土梁和沟壑。树是偶尔能瞥进眼的几株，草是灰蓬蓬的数丛。流水带走了沃土，只把贫穷和饥饿留下。豪强劣绅压榨盘剥，更胜于凄风苦雨，刮走了一层层的民脂民膏。现在虽是秋天，但收获季节的风也似乎吹不散笼罩在四野的阴霾，长空像裹着一层厚重的殓布。然而，终有回天巨手要将混沌的乾坤扭转。十月的金风里，飘来无数红色的军队，犹如午夜的闪电，划破了浓重的黑暗，搅动了山乡的凄凉。<br>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于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br> 会宁城西津门拥进一队队红军。西津门这座清代建筑，两层飞檐挑角的阁楼上，插上了红旗，刷满了标语，飞起道道光华，十分耀目显眼。西津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会师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大放异彩，闻名中外。<br> 此刻，西津门下．一位剑眉飞扬、双目炯炯的军人正骑马诵讨。他身穿一套灰色土布半旧军装，腰问束着一条半旧牛皮腰带，腿上裹着“人”字形的灰布绑腿，帽子上和所有红军一样也缀着一颗亮闪闪的红五角星。他三十出头，可是一脸肃穆，一派老成，连过长的胡楂也秋草一般灰蒙，仿佛落了土，带了霜。征程上的风雨，洗去了他青春的鲜亮，敷上了一层壮年的苍老。他，就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br>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毅然投身革命。他参加过著名的广州起义；坚持过东江游击战争；在粉碎“罗李会剿”中以少胜多，五战皆捷；他驰骋大别山，四次反“围剿”，创建红四方面军；西行转战三千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长征途中，率领红四方面军浴血奋战，迭摧强敌。徐向前投身革命之际，中国将要经历一次鲜血的洗礼。坐在南京总统府会议厅长桌上首的蒋介石举起右手比划着，然后像刀一样从上劈下，他要把孙中山先生充分信赖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正是在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的1927年初，徐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br> 古老的会宁城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花鞭鼓号与激越的歌声交响回荡，镰刀斧头和灿灿的红五星辉映闪光。会宁城几乎容纳不了这从天而降的喜庆，那头欢呼声、口号声刚停，这头又炸响爆竹。战友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抛下肩头的背包，含着热泪互相拥抱，互致问候。<br> 徐向前看着如潮的人群，也格外激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但由于张国焘干扰，又于9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地分离，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今天又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合了。<br> 到了驻地，徐向前总指挥便马上展开作战地图，研究地形和敌我情况。徐向前是一位专心致志的军事家，他的“军事劳动”特别细致艰苦。无休止的戎马生活是紧张疲累的，可是徐向前求知砥砺，夜以继日地钻在作战方案、敌我情况、军事论著之中。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学识的启蒙教师。在红四方面军，他经常和我同吃同住。只要有点空闲时间，他就抓起书本，默默耕读。我养成攻读马列和军事著作的兴趣，结合战争实践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艺术，是与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br> 徐总指挥也有自己的休息方法，宿营闲暇时，爱哼哼京戏，还拉拉京胡、吹吹箫，自有一番乐趣。此刻，三军会师带来的喜乐还激动着他，徐总指挥心里高兴，又拉起京胡唱起《甘露寺》中的一段：<br> 池有个二弟，汉寿亭侯，<br> 青龙偃月神鬼皆愁，<br> 白马坡前诛文丑，<br> 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br> 他三弟翼德威风有，<br> 丈八蛇矛惯取咽喉，<br> 鞭打督邮他气冲牛斗，<br> 虎牢关前战温侯，<br> 当阳桥前一声吼，<br> 喝断了桥梁水倒流。<br> 他四弟子龙常山将，<br> 盖世英名贯九州，<br> 长坂坡，救阿斗，<br> 杀得曹兵个个愁。<br> 这一班虎将哪个有？<br> 还有诸葛用计谋。<br> 徐总指挥唱得忽而欢畅沸扬，忽而细如燕语。这段西皮原板转流水的唱段，经徐总指挥一唱，愈显高亢明快。<br> 这时，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走了进来，看见总指挥唱到得意处，也分享着快乐。<br> 陈昌浩生于1906年，湖北汉阳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转为中共党员。陈昌浩和张国焘1931年4月从上海到鄂豫皖根据地，初时任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br> 直到徐总指挥唱完，陈政委才说：“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已赶到会宁，顾不上休息便派人叫我们去，研究一下行动计划。”<br> 朱、张“两总”的紧急到来，自然是带着重大使命的。<br> 红军在实行从南到北的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就已经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毛泽东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所以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化名张浩）回陕北，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193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红一方面军东征，“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红一方面军东征，只完成了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的）未能实现，旋即回师陕甘苏区，复准备西征。关于西征，毛泽东1936年6月29日的电报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西；一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秋；一是冬天。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与选择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为此，要求一方面军必须于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马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br> 张国焘南下失败后，内外交困，被迫放弃川康计划。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复北上，抵甘孜、炉霍、道孚一带休整。5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四、二方面军领导人：外蒙与苏联已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共产国际盼望中国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一方面军自东征回师后正猛力发展陕甘苏区，以渐次接近外蒙；二、四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领导人同意上述方针，准备待与二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进。6月上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统一两军的行动，7月下旬经中央同意，由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8月，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出甘南。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领导人，介绍了陕甘宁苏区情况：地广山多、沟深林稀、水少粮缺、物产贫乏、人口稀少，“不能供给大军久驻”。同时，还介绍了全国现存红军游击区的情况，强调指出：“通南巴以北之巴山山脉，有王邵春部活动，似散川陕鄂豫边境，可造成大规模游击战争之重要的战略地区。”西北局领导人故向中央提出了西进甘西或出川、陕、豫、鄂的方案。9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将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的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中共中央研究了共产国际的复示，决定一、四方面军合力先取宁夏，然后分兵再取甘西。经过电报反复商讨，四方面军领导人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9月底及10月上旬，四、二方面军均分别下令北进，不久即在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准备实现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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