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对清末司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分析，他在《书涿州狱》中通过对个案的分析，指出官员凡遇民间凶杀案件，都装出辗转驳诘的样子。以为延宕之计，结果杀人凶手没有伏法，无辜人员却往往十多年不能获释，羁死囚牢者甚多。薛福成认为，“是以古使善治狱者之宅其心，必日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他还详细考察了英、法、德等国家的刑法制度发展历史，发现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重刑到轻刑的发展过程。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当刑罚严酷的时候，并没有收到惩戒的良好效果，反而引起社会不满，怨声载道，暴动四起。而在奉行轻刑政策的时候，却出现了“民多知耻”的良好社会风气。他谈到，“西历一千七百五十年，法益苛而民益顽，议院乃议尽改旧法，减省刑罚，罚锾监禁之外，至重不过缳首而已。又得延状师申辩，无威吓逼勒之虞，无搒掠锒铛之苦；虽犯罪不得相屈辱，牢院亦亢爽洁净，不致酿为疫疬；且设书堂、书库、医院、庖厨于其中”。郑观应对传统司法实践中的刑讯现象尤其进行了批判，“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鞠而酷打成招，独见之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独纯良，而我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讼之为字，从言从公，谓言于公庭，使众公闻以分曲直耳。案既未定，何遂用刑”。“夫讼所以平民之冤抑，一有此打，则冤抑愈加；讼所以剖民之是非，一有此打，则是非转昧。故打之一法，行之以便审官之私图则可，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则决乎不可”。此外，他对刑名胥吏操控司法的现象也深恶痛绝，指出，“中国之问官，司审既于律法非所素娴，而所用之刑名幕友，又于律学不轻传授。生死系其只字，枉直视其片词。稍有依违，则官司之前程难保。若无贿赂，则在讼之受屈比多。律之深文，例之繁重，皆胥吏所以便于上下其手也”。针对传统司法实践当中的种种弊端，他参考了西方的相关制度，尤其是有关司法独立的理念。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