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装备越来越先进，衡量警察效率最传统、最典型的“到达现场时间”等指标越做越硬；而另一方面，社会治安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尤其是世态冷漠、人际关系隔阂、警察“单打独斗”现象日益突出。在警力不可能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警察借鉴了我国公安工作的一些经验，开始探索警务工作社会化，其标志之一就是推行社区警务，通过走向社区、服务群众，建立公信力，引导公众协助做好社会治安工作。这一背景，与当时我国公安现代化水平还很落后，快速反应能力亟待提高，巡警、特警等机动反应力量尚未或刚刚建立的情况相比，当然有很大的区别。从价值取向看，西方的社区警务并不是以增加警力为基础，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为民众办事只是手段，民众为我办事才是目的，这与我国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本质的区别。但西方社区警务注重效率、注重现代化、注重警民互动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在解决了警务现代化之后再来解决社会化问题，也不可能忽视现代化的支撑、简单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现在，已经有说法把信息化称为第五次警务革命，社区警务必须与此紧密结合，体现社区警务建设路径上的中国特色。新近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社会建设会议强调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强调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提出了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此，社区警务只有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紧密结合，纳入其中，才能焕发无穷的生命力；公安干警只有不断提高社会合作能力，拓展社会合作局面，才能避免限于公安机关的“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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