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进程把犯罪从一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一度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现代自下而上的性质和阻碍许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问题，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导致犯罪现象大量涌现，犯罪率大幅上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社会发展进程成熟时才趋于稳定。“从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犯罪率变动情况的一般规律分析，社会转型的起始点一般也是犯罪率变动的拐点，犯罪问题作为社会问题一直伴随着各国的社会转型进程，犯罪问题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秩序危机的广度与深度。”
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犯罪在质与量以及分布状况的变化，直推动刑事政策模式的调整。“在历史上的许多社会和国家中，剧烈的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犯罪数量的大量增加，但是，通过调整刑事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可以减少社会变迁的消极后果，从而避免社会变迁伴随着犯罪增长的现象。”面对激增的犯罪，政治层面的政策决策者往往会采取趋严的刑事政策，狠下猛药，力图将不断增长的犯罪气焰迅即打压下去；社会层面的广大民众也往往希冀国家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犯罪，对犯罪作出积极反应。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常常伴随着刑事政策向趋严的方向调整。如美国通过对恐怖主义犯罪采取“先发制人”的防治对策，在三十多个州保留或恢复了死刑，对交通肇事与地铁闹事等采取入罪的办法惩处，使社会治安秩序迅速得以恢复，连续十余年犯罪发案率下降，昔日被称为犯罪之都的纽约市，成为治安秩序良好、暴力犯罪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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