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最早提出利益集团问题的贾谊的见解称为“贾谊定理”，并作如下基本描述。
第一，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谋效应系数相同时，所有利益集团的总体规模对公众福利有负面影响。此时，除非利益集团的总体规模以及共谋系数足够小，否则分化瓦解利益集团将不会有助于公众福利水平的提高。随着利益集团总体规模的膨胀，利益集团数目的增多客观上使公众福利提高。
第二，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谋效应系数不同时，中央政府应尽力促使利益集团的相对规模向共谋效应较弱的集团倾斜。
有必要指出，上述“贾谊定理”是由特定的线性齐次生产函数和共谋函数导出的。
贾谊当时主要忧虑的是一种特殊的地区性利益集团，即地方诸侯。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政治格局的演变乃至王朝更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谙熟史料的经济学家很容易从正反两个方面为“贾谊定理”提供丰富的经验检验。我们借鉴“贾谊定理”来深化对政府成本问题的认识，并就立法者与政府各利益集团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及其社会福利含义展开分析。
首先，联系“贾谊定理”可以认识到，各利益集团实在是一把双刃的魔剑：分化政府各利益集团，其收益使公众所得份额上升及公众的人均收入得到提高，而其代价则是社会总产值这张“馅饼”变小，同时利益集团所获份额减少。人们通过长期观察发现，封闭的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引发国家总体实力的衰落。“贾谊定理”实际上为Olson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理论阐释。然而，政府不可能只简单地考虑公众的人均收入，它还要强烈关注总产值这张“馅饼”。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讨好公众与容忍利益集团日渐膨胀之间寻找某种折中，尽管这样做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或降低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
其次，“贾谊定理”的导出依赖于利益集团之间的Nash均衡。当各个集团的共谋系数及集团规模相同时，得到的Nash均衡即非帕累托改善最优。如果利益集团之间采取合作策略，在跳出成本膨胀困境的同时，客观上还会改善公众的福利。考虑到政府各利益集团的共谋活动往往采取缺乏透明度的同谋、游说等形式，其产生的政府成本又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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