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超，1980年生，吉林集安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政府信息管理与决策方向学术带头人，MPA教育中心副主任，博士，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7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20余项。在《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科学战线》、《学习与探索》、《经济纵横》、《经济问题》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有研究成果获省政府奖，有研究成果获省级领导批示。2006年，受日本笹川良一基金会资助，到巴西圣保罗大学进行合作研究；2007年，受中国第一批“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赴美国进行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2008年，受香港中文大学资助，到香港参加第四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2011年，受国家汉办汉语国际推广东北基地首批建设项目“中国学人才公派赴国外进修计划”资助，赴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

    财政体制中权力收放循环、机会主义行为盛行，首先，源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合理、明晰、稳定及协调的规则；其次，源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尚未理清。改革财政体制，首先，应着眼于政策与法律制定与执行的重新设计；其次，应致力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力与权力的重新调整。

    2.1985~1987年：“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总额分成
    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完成后，国家财政收入由利税并重转向以税为主。“尽管财政收入仍被划分成三类--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划分的依据却有了改变。以前主要是根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来划分收入，新的划分标准则与税种相联系”①，这必然冲击了以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划分财政收支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为此，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规定除广东、福建及各自治区外，各地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其基本原则是继续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的权力和责任。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相比，后者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在收入划分方面，基本按照第二步“利改税”后的税种设置，划分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共享收入；二是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中变化因素较多的情况，如事权不分、按利改税划分税种的条件尚不成熟等，为较好地处理财政体制，在1985年和1986年，除中央固定收入不参与分成外，将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相加，同地方财政支出挂钩，确定一个分成比例，实行总额分成；三是在财政收支基数方面，地方财政收入基数以1983年决算收入数为基础，地方财政支出基数按照1983年既得财力而定。
    ……

第一章 分税制改革与财政体制的研究设计
一 分税制改革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总额比重的“提高”
二 集权分权模式与经济分析的研究现状及突破
三 从财政体制理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思路
四 规则与行为的研究框架

第二章 财政体制的界定及历史演化
一 财政与财政体制
二 财政体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 财政体制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历史演化

第三章 我国财政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政支出划分不明确
二 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
三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规范

第四章 我国财政体制中主要问题的形成机理
一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机会主义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 规则不完善：我国财政体制中主要问题的形成机理
三 行为欠约束：我国财政体制中主要问题的形成机理

第五章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规则设计与行为调整
一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二 政策与法律制定及执行的重新设计
三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力及权力的重新调整

第六章 财政体制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破解
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双重含义及研究意义
二 集中率与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的相关性分析
三 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的形成机理
四 破解财政体制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考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