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马问题
世界上也许只有梵蒂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虽然它的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故宫的面积，但对世界的影响相当大，因为它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教宗和教廷就在此行使和发挥其对世界各国天主教会及信徒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因如此，梵蒂冈一词的含意常常成为罗马天主教会领导中枢的代名词，而作为国家含意上梵蒂冈往往称为梵蒂冈城国。
梵蒂冈城国于1929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教宗世俗统治的领地为教宗国。梵蒂冈城国是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签订了拉特兰条约解决了“罗马问题”之后建立起来。所谓的“罗马问题”是由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引起的。这还要从历史上意大利与教宗的关系谈起。475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从此意大利便四分五裂。754年法兰克人的国王丕平应教宗斯德望二世的邀请进入意大利，将伦巴德人赶出了拉文纳，然后将这块位于意大利中部从拉文纳到罗马的一大片总督管区的土地交给教宗，史称“丕平献土”，由此形成了教宗国。1000多年来教宗们一直统治着罗马，权力扩展到拉文纳总督管区和五座亚得里亚滨海城市——里米尼、佩轧罗、法诺、锡尼加庀亚（sinigaglia）和安科纳。近代以来，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教宗国领地锐减，但罗马始终属于教宗。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教宗国得以恢复。当时它与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等并列为意大利九个邦（当时意大利还只是个地域概念）。1840年后意大利民族主义兴起，最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有加里波迪、加富尔、马志尼和撒丁国王维克多·伊曼纽等人。1849年加里波迪发起第一次统一意大利运动，使近代的教宗国处于危急中。教宗在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援救下，击败了意大利统一运动，使教宗国得以保留。当时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年在位）说：“教宗必须要有世俗的君权，以便为宗教利益而自由行使其神权”。1860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再次兴起，教宗国再度陷入困境。第二年，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由原撒丁国国王伊曼纽二世任国王。当时教宗国2/3的领土及3/4的臣民均并入了意大利王国。罗马城靠着法国军队的保护才未被占领。但到1870年，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迫撤离罗马，加里波第率军在当年9月占领了罗马城。10月2日，经全民投票表决，将罗马并入意大利，并定为新意大利的国都。于是，教宗国不存在了，教宗成了意大利一位特殊的臣民，意政府为他保留了梵蒂冈宫供其居住。为防止外国对此事的干涉，意大利政府于1871年制定了《保障法》，并于同年3月由国会通过。其内容大体上包括：
1.教宗本身神圣不可侵犯——即不受意大利法律之限制及裁判。
2.在意大利国境内，教宗享受与意大利君主同等的尊荣。
3.意政府年纳三百二十二万五千里拉于罗马教宗，限于教宗本身，后嗣不得继续。
4.指定某数处宫殿及邸宅归教宗使用，此等宫殿邸宅，超越意大利的法权管辖，非经教宗允许，军人不得闯入。
5.选举新教宗时，意政府负责保障其选举自由。
6.教宗得自设行政机关，并得与世界各处教会自由交通，意政府不加干涉。
7.教宗得直接派遣使臣驻在各国，并得接待各国所派之外交代表，此等外交代表在意国境内，得享受充分外交待遇。
《保障法》表面上似乎很尊重教宗的权力，但实际上表明：教宗的某些权利和最高荣誉是由意大利法律授予的，不承认这些权利和荣誉是教宗早已拥有的，当然也决不承认和允许教宗拥有自己的臣民。该法律使教宗彻底失去了领地，因为《保障法》中意政府故意将梵蒂冈说成是罗马教廷的“所在地”，而不是“领地”，意大利已将原教宗国全部领土纳入意大利王国的版图内。就连意大利承认教宗居住的拉特兰、梵蒂冈两座宫殿以及几处邸宅及花园也是只给予其使用权，而决不给予治外法权。实际上意政府是将这些场所作为意大利皇家财产对待，只是让教宗享有某些特权，如规定教宗神圣不可侵犯，不受意大利法律之限制，意方治安人员不得进人教宗宫殿，不可进行搜查和没收文件等。但根据第四条款，将来某一天，意大利政府也许还要对梵蒂冈博物馆和图书馆进行维修和管理。这些都表明意大利根本不承认教宗有任何世俗领土的宗主权。
对这些，梵蒂冈当然无法接受。因为该法根本不是双方通过对等协商而订立的协定，完全是意大利单方面的行为。这种立法，根据意大利的宪法，国会有权修改或废止它。因此，在教宗看来，接受《保障法》就意味着教宗自甘彻底丧失最珍贵的独立性，也就是自愿承认教宗国的灭亡，自动放弃对罗马和教宗国所拥有的主权，意味着他从此只能寄人篱下地居住在梵蒂冈，一旦意大利政府变卦，就随时有被赶出梵蒂冈的风险。在教宗看来，其在罗马的独立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该主权是建立在“圣彼得世袭领”的基础上，任何世俗国家无权剥夺。
为了表示对意大利政府的强烈抗议，教宗庇护九世自称“梵蒂冈囚徒”，从此不出梵蒂冈一步，过着自我监禁的生活，并且拒绝接受意政府给予的年金。不仅如此，教宗庇护九世还发表了著名的通谕《不允许》（Non Possumus），禁止意大利信徒参加政府选举及议会活动，禁止他们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违者开除教籍。教廷还规定，意大利王室成员一概不许领受教会圣事；外国元首到罗马访问者，凡谒见意大利君主者，教宗即拒绝接待。这些原则均为其后的几任教宗所继承，以表示对意政府的强烈抗议。
意大利立即还击，取缔了原教宗国的一大批修会组织，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强令修士还俗，甚至当兵，并颁布了针对教会和宗教修会的西加尔第（Siccardi）法律。于是，都灵大主教被捕入狱，整个皮埃蒙特主教区不能与教宗保持通讯联络，教会国外传教部的基金被没收，教会善会（Catholic Social Societies）被解散。1887年意大利首相克里斯皮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公开提出“让教宗向我们下跪”，默许人们侮辱教宗。在他的鼓动下，一些人对教宗进行人身攻击。最过分的一次发生在庇护九世出殡时。当时遗体正被人们从圣彼得大教堂移往罗伦佐大教堂，突然一群人围了上来。他们唱着猥亵的歌，并动手想把遗体扔进台伯河，双方为此发生冲突。意政府还有效地阻止了梵蒂冈出席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1915年，意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伦敦秘密协定时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协约国一旦获胜，不得邀请梵蒂冈参加和平会议。
意大利与罗马教廷之间这种对立关系持续了近60年，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罗马城，即争夺罗马的归属问题。他们都声称绝不放弃2000年来罗马帝国的这一旧都，于是产生了意大利近现代政治外交史上有名的“罗马问题”，成为双方关系中最难克服的障碍。教宗利奥十三世在位时曾派人与意政府进行接触，表示并不想恢复教宗国，只希望能和平解决罗马问题，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时意大利首相克利斯皮说：“谁解决了罗马问题，谁就是意大利的伟人”。
为什么教宗和意大利都如此看重罗马城？对教宗而言，罗马城是古罗马帝国的首都，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并在地中海沿岸发展后，罗马一直是教会活动的重要中心。4世纪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罗马主教也因其特殊地位而较之其他地区的主教更为重要。君士坦丁大帝将国都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远离皇帝的统治，罗马教会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西部教会，乃至西部帝国的中心。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罗马主教的地位更为突出，罗马主教便成为西部教会最高的领袖（教宗），也成为罗马的代表和象征，由此发展出教宗制。中世纪早期，罗马主教中曾有一些人为保卫罗马抵御外族入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利奥一世（Leo I，440-461在位）是位杰出的代表。在汪达尔人和匈奴人人侵时，他曾以其卓著的外交能力，成功地与匈奴王缔结和约，用和平方式保卫了罗马城，成为基督教史上的一段佳话。罗马主教正式拥有自己的世俗领地是在8世纪。当时的法兰克王矮子丕平为报答教宗对他篡位的支持而将意大利中部的一大块土地赠与教宗，建立了教宗国，罗马成为教宗国的中心。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罗马对西部教会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罗马城是耶稣的大弟子——使徒彼得的殉道之处。罗马教会历来将圣彼得视为第一任教宗，因为主耶稣基督将建立罗马教会的重任交给了彼得，其后所有的教宗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参见《马太福音》十六15—29）。这些都充分说明为什么天主教会决不能轻易放弃罗马。该城在历史上也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关罗马城对天主教会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教宗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ⅩⅢ，1878-1903在位）于1886年6月15日致其秘书厅枢机大臣朗博拉（Rampolla）的公函中看出。他说：“教宗之无上权威，为基利斯督（基督）所亲自建设，授之于伯多禄（彼得），更由伯多禄授与继其位者之罗马教宗。故教宗者，专为在世界上，组织-赔补圣子之功业的法定社会。兹功业也，为直至世界末日，不应中断之事业，富有一切特殊恩宠之事业，具备一切完善及公正权力之事业，更应由一个真正社会之正式政府，所督促施行之伟大事业，故教宗之威权，以其本来之性质言，不特不能受制于世界上之任何统制权，抑且应绝对享受一纯全之自由，极有关系于圣教会之全部组织，故在由天主上智安排。而任此职守之教宗，应得其独立与自由之承认，之保障，直至世界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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