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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
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一切都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自发性与革命进程
自发性是二月革命的主要特征，从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这8天局势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自发性爆发的结果。这8天的时间可以分为两段：2月27日以前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运动，各政党都未充分认识局势的性质，也未采取实际措施来组织和引导革命；27日开始各政党竭力影响革命进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促使沙皇退位、组织临时政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组成苏维埃、影响群众运动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力量有限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但“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
二月革命史的研究者几乎公认，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这一天是国际妇女日，在首都的一些企业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小型###或会议，开始了罢工和游行。工人队伍按习惯走向市中心涅瓦大街，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这一天，彼得格勒有12?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2%）参加了罢工。
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真实原因是彼得格勒粮食供应不足。有一种说法，23日开始的事件就是“面包骚动”。沙皇政权的保安局在2月初的报告中就指出，“如果居民还没有发动饥饿暴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组织这样的暴动：愤怒在增长，而且看不到增长的尽头。而这类饥饿群众的自发暴动将是走向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疯狂和无情破坏道路的第一或最后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2月中旬，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排队买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居民中的担心、不安和不满在不断加剧。据二月事件的参与者记载：23日的“罢工很快变成了大街上的骚动。这种骚动是自发的……原因是商店门前排队的人们买不到面包”当然，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仅仅是积聚在帝国内部的不满这一巨大的炸弹和火药桶的引爆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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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8月24日18：14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今日发布。该书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在经济管理干部中的腐败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浪费公款和赌博，贪污受贿和权钱交易和贪污和盗用公款。为了遏制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三个方面的严厉打击措施。
该书指出，新经济政策初期，尽管苏联国家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由于转入市场经济以及对干部的权力缺乏监督，在1921年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这说明，如果市场经济和缺乏监督这两个现象并存，足以产生腐败；从1921年至1926年贪污贿赂案件大幅度下降，这表明：只要党和国家反腐的措施坚决有力，腐败是可以有效地被遏制的；从1924年以后，由于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上的偏差，反腐力度削弱，以及在法制机关的惩处中实行双重原则，导致1926年至1928年腐败案件大幅度回升，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党和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是否客观，反腐措施是否坚决有力，将对腐败进程能否遏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在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殊公民，对于反腐的成效，其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经济政策时期，在经济管理干部中的腐败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形式。
第一，浪费公款和赌博
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B.B.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文件中指出：“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数额巨大。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和医疗等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
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
第二，贪污受贿和权钱交易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恢复了市场交易，托拉斯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通过市场，常常通过私商进行。私商为了得到业务，经常采取贿赂的方式。有的经济领导人舞弊是为自己谋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有些经济领导人之间拿本部门生产的产品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
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舞弊的行为。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
第三，贪污和盗用公款
贪污是经济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几乎在各种机关都有发生。关于贪污和盗用公款的情况可以从法庭卷宗中反映出来。在1925年3～9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其中发生在合作社的占28.7%，经济机关23.9%，民警机关17.3%，村苏维埃14.2%，苏维埃执委会4.1%，工会3.8%。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其中6698件（30%）涉及盗用公款。俄罗斯学者运用解密档案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受贿赂的干部通过破坏法律，在手里集中了巨额原始资本，并大肆挥霍国民财产，实际上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根据1920年代苏维埃经济学家的统计，由于他们的挥霍，国家财产的损失达到3.50亿金卢布。
此外，该书还指出，为了遏制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严厉打击措施：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与贪污受贿斗争的机关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察院成为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作斗争”。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同舞弊行为斗争的专门委员会：1922年在中央成立了附属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CTO）的与舞弊行为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在国家建立了附属于人民委员部的部门委员会，在省里成立地方的——省的委员会。1922年10月4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主动坦白和协助举报贪污受贿”者奖励的法令。
1922年10月9日，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通令中，确定了“贪污受贿”的概念，列举了属于“贪污受贿”的行为：①收受生产机关合作者的物资、产品，利用其提供的住宅和利用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规定制度以外的运输工具；②在买卖和推销商品时，作为国家机关与私人之间的中介者参加工商活动；③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地位向有利益关联的个人和机关通报对其有利的关于某些企业与公民信用能力的情报以及通报其出国的情报；④在与国家机关签订合同时，在对工作进行国家验收时，在检查生产及与供货者和承包者进行结算时，接受酬劳。
第二，在党内采取了惩治腐败的斗争形式
俄共首先采取了党内惩治的形式，遏制舞弊行为的蔓延。1923年11月5日，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信中，针对超额交通开支的问题，提出了下述措施：①立即削减利用汽车出行；②禁止利用汽车办理私事；③对没有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削减汽车的所有党员、机关和企业领导人追究党纪责任。
一经发现腐化分子，俄共党决不手软，坚决将腐化分子开除出党。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1921年8月15日至1922年3月，俄共对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进行了清除，共计清除159355人，其中近17000人因有受贿、勒索或其他舞弊行为被清除，占全部被除名党员的近11%。
第三，对触犯法律的腐化分子进行法律制裁
由于贪污是管理者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1918年5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受贿和行贿者的法令，规定对受贿和行贿者在不少于5年期间剥夺其自由并进行强制劳动。
同时，苏维埃国家对触犯法律的舞弊者及时进行了审判和法律制裁。在1925年3～9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
1925年11月，在42个省和自治州，涉及合作社管理者贪污的案件共10387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此外，俄共有关部门还积极利用媒体，给受贿者曝光。为了这个目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部专门分出一些人，负责监视被发现的受批判者等。
由于打击措施有力，在短时间内，经济领域反对贪污贿赂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21年贪污受贿和职务犯罪达到最高峰：贪污贿赂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从1922年到1925年涉案逐年下降，1925年贪污受贿案下降到3942件，职务犯罪下降到7421件。（常红 肖芳）
人民网：《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干群经济差距加大是苏共衰亡一大诱因
2009年08月24日18：17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今日在京发布。该书指出，通过对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三种住房类型的考察表明，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这一定程度上对后来苏联领导干部中形成特权阶层，甚至于对苏共的衰亡、苏联的解体产生影响。
通过对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三种住房类型的考察，该书得出以下三方面结论：
第一，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开始出现了住房特殊化，但是与普通群众住房的差距还不是很明显。从1920年代上半期开始，领导干部与群众的住房差距逐渐拉大。前者经历了从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向一家一户的单独住宅的转变。而在独户住宅的居住条件下，又不断向更加宽敞、级别更高的住宅搬迁，住房类型上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者经历了从住房公社为主（尽管入社人数并不多，但却是1920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向公共住宅为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集体宿舍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而是住房类型上“换汤不换药”的变化。住宅中日常生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的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从住宅的基础设施来看，领导干部的住宅基础设施齐备，楼房内仅运输工具就有电梯、楼梯、货梯三种，而普通群众的住宅则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不齐备，使用公共的泄水盆、厕所、厨房设备，厨房通常只有煤油炉、火口和冷水龙头。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一共只有一个厕所。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没有浴室的住房里，一周在公共浴池洗一次澡。至于前者的配套设施——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百货商店、美食店，以及众多的服务人员，无须多论，这些都是普通群众根本无法企及的。由此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苏维埃领导干部享有住房的特权是在逐步扩大。
第二，从经济收入来看，在1930年代之前，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很小。而该时期二者在住房方面已经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暂时可以推断，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住房方面开始的，大约是在列宁晚期和斯大林时期出现的。1920—1930年代干群之间的经济差距主要表现在工资、住房、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等方面。在工资方面已有学者做出了结论。因此，如果再能补充对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方面的研究，可以最终得出一个更为客观的结论。
第三，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特殊化也呈扩大的趋势。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常红 肖芳）
人民网：《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文学“解冻”凸显文学社会影响力
2009年08月24日18：24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今日在京发布。该书指出，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这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素材，而没有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家队伍，没有他们深入地思考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用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现，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同样，有了文学家的队伍，如果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不紧迫、客观条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写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所以，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1914年，俄国最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短暂的胜利后就陷入了失败与战争造成的无穷灾难之中。接着发生了二月民主革命，俄国的民主政权没有站稳脚跟，布尔什维克党又用武力夺取政权。国家和社会大分裂，经历了几年的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激进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高度集权政治的基础上，实行高速度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用强迫和阶级斗争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对知识分子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镇压。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代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斯大林去世的这几十年中，俄罗斯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苏维埃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开创性和试验性的意义，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则是“世界性的丰功伟绩”；但不可否认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俄国人民遭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灾难，付出了5000万以上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拖延。苏维埃年代的历史和现实无疑为文学家提供了最为广阔的题材。有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文学传统的苏联文学家必然会关注、思考和表现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明证。作家的审美视角不同，表达的方式方法各异，但作家共同关注和反映的基本上是战争、革命、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政策在国内激起的各种波澜，引起各种人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思想和心灵的起伏与震颤。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虽然苏联文学被迫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苏联作家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文学的“解冻”，又恢复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同样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相结合的结果。
此外，该书还指出：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特殊作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论，把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处处从政治着眼。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对待文学问题上，忽视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特性，把文学作为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忽视了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曲解了文学对人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到了斯大林时期，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罢黜百家”，自我独尊，为作家规定统一的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作家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暴力镇压作家，不仅使文学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而且也延误了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掀起了文学的“解冻”运动，斯大林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这是苏联没有经过改革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常红 肖芳）
千龙网：俄罗斯最新解密苏联档案：干群经济差距诱发解体
http：//www.qianlong.com/2009-08-24 17：23：37千龙网
千龙网北京8月24日讯（记者 于振华）今天上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在北京公开发行。该书根据俄罗斯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进行研究后指出，通过对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3种住房类型的考察，表明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
“这一现象至少说明，斯大林时期在缩小干群经济差距方面做出的努力是不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丹在该书中撰文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对后来苏联领导干部中形成特权阶层，甚至于对苏共的衰亡、苏联的解体产生影响。
通过考察，该书得出以下3方面结论：第一，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开始出现了住房特殊化，但是与普通群众住房的差距还不是很明显。从1920年代上半期开始，领导干部与群众的住房差距逐渐拉大。前者经历了从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向一家一户的单独住宅的转变。而在独户住宅的居住条件下，又不断向更加宽敞、级别更高的住宅搬迁，住房类型上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者经历了从住房公社为主（尽管入社人数并不多，但却是1920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向公共住宅为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集体宿舍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而是住房类型上“换汤不换药”的变化。
“住宅中日常生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据张丹在该书中详细介绍，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的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从住宅的基础设施来看，领导干部的住宅基础设施齐备，楼房内仅运输工具就有电梯、楼梯、货梯三种，而普通群众的住宅则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不齐备，使用公共的泄水盆、厕所、厨房设备，厨房通常只有煤油炉、火口和冷水龙头。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一共只有一个厕所。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没有浴室的住房里，一周在公共浴池洗一次澡。至于前者的配套设施——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百货商店、美食店，以及众多的服务人员，无须多论，这些都是普通群众根本无法企及的。由此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苏维埃领导干部享有住房的特权是在逐步扩大。
第二，从经济收入来看，在1930年代之前，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很小。而该时期二者在住房方面已经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暂时可以推断，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住房方面开始的，大约是在列宁晚期和斯大林时期出现的。
第三，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特殊化也呈扩大的趋势。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
http：//www.gmw.cn/01ds/2009-08/26/content_970429.htm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使苏联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记者 舒晋瑜
本报讯 苏联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上，苏联遇到了哪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又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通过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历史告诉我们什么？8月24日，《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会议围绕苏联历史中的经济、政治、民族、文学发展以及苏联解体等多个历史专题展开研讨。
苏联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表示，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学者并没有真正把苏联历史当做一门学科来研究。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应该把主要精力用来收集、整理和解读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档案文献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个案的、专题的、实证的研究，重新理解那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国家的全部历史。苏联文学的“解冻”，也突显了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有专家指出，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所以，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学者徐天新认为，以前有关苏联的书出版很多，但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硬伤很多，有不少被歪曲被伪造的东西。所以，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需要坐冷板凳认真研究，图书出版只是研究的一个开始。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是一部有关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实证性专题研究著作，由22名中国学者合力完成，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共28个专题，总计约110万字。在新出现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面前，《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的诸多研究都比以前有了突破性进展，不仅把十月革命、“大清洗”等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引入了新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问题的各个侧面，对这段历史可以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解读。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8/26/content_969931.htm
沈志华主编苏联专题史
刊发时间：2009-08-26 08：58：20 新京报 [字体：大 中 小]
本报讯 （记者张弘 实习生罗取）昨天上午，由沈志华主编解密苏联的专题史《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首发，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认为，“本书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以28个专题的形式，用苏联解密档案，对于十月革命，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苏联文学，苏联文化政策等内容进行了实证研究。
对作者的专访：
《中国青年报》以《中国历史学界的“三无人员”沈志华》为题对沈志华作了专访。
《新京报》以《沈志华：不属于学者的传奇》对沈志华作了专访。
《生活》周刊以《沈志华：政治家应该用真实的历史丰富头脑》为题采访了沈志华。
《新闻晨报》以《沈志华：“有钱又有病” 天生弄历史的“料”》为题采访沈志华。
《南方人物周刊》也以《历史学者沈志华：曾是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采访沈志华。
凤凰网历史频道，8月23日以头条对沈志华以专题形式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并重点推荐沈志华的新书《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