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

　　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阅读此书，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君道第一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他身边的人说：“做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虽然肚子是填饱了，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不正的情况，也没有上面的治理好了而下边的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都是由于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祸患。如果一味贪恋关味，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所受的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国家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民心涣散，怨言四起，自然就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纵和懈怠。”
　　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到一切事物。从前楚庄王聘用詹何，向他征询治理国家的要领。詹何用修养自身品德来回答。楚庄王又问他治理国家用什么方法？詹何说：‘从未听说国君清正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道理，完全符合古代圣贤的意思。”贞观二年（628），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什么叫做昏暗君主？”
　　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君主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中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的奸佞小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不是这样，他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直到天下大乱、百姓叛离，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竞浑然不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如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采纳臣予忠言，那么，权臣就不能蒙上蔽下，百姓的意见也就能传递给国君了。”
　　太宗很赞赏魏徵的这番话。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们说：“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

卷一
君道第一
政体第二

卷二
任贤第三
求谏第四
纳谏第五
附：直谏

卷三
君臣鉴戒第六
择官第七
封建第八

卷四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尊敬师傅第十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规谏太子第十二

卷五
仁义第十三
忠义第十四
孝友第十五
公平第十六
诚信第十七

卷六
俭约第十八
谦让第十九
仁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语第二十二
杜谗邪第二十三
悔过第二十四
奢纵第二十五
贪鄙第二十六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文史第二十八
礼乐第二十九

卷八
务农第三十
刑法第三十一
赦令第三十二
贡赋第三十三
辩兴亡第三十四

卷九
征伐第三十五
安边第三十六

卷十
行幸第三十七
畋猎第三十八
灾祥第三十九
慎终第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