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是新时期史学研究非常活跃而且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同时，在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上，相关学者的看法都存在很大的争议。近年来，乡村史研究引入了若干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这些理论方法和工具能否应用于近代乡村研究、如何应用，又出现较大的分歧。分歧和争论的存在，表明研究已达相当深度，同时也说明继续探讨存在很大空间。《中国近代史论坛（第1辑）：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是由《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相关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这次会议围绕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这一主题，分别就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方法、地权分配、租佃关系、乡村经济发展及乡村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将讨论话题延伸到怎样建构中国自身的学术理论，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怎样融合，如何理解农村、土地与革命的关系等方面。

　　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我和我的合作者证明，从乾隆后期至嘉庆时期，冶铁业的兴起将石仓引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石仓阙氏从冶铁业中获得高额利润，用于购买田地，兴建大屋，增殖人口。道光开始，国内铁业市场萧条，价格大跌，石仓阙氏从一个工商业家族转而成为农业家族，经济衰退，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跌。
　　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中，我和我的合作者详细讨论了石仓阙其兴家族的7个房支从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200年的分家过程，揭示了阙其兴家族的人均土地与人均房产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均贫化”过程。这项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是“均贫化”，那么，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中，阙其兴的后人中就没有地主了？
　　根据松阳县的土改档案，阙其兴后代居住的石仓茶排共划出了16个地主。根据村民的回忆，我们将这16个地主的姓名、谱系、田地与房产、职业构成一一复原。结果发现，除了1户教书先生兼地主、3户政治人物（警察、乡“戡乱”委员会主任、副县长之母）兼地主，以及两户因上代传下田产而成为地主（其中一户没有田地，为“破产地主”），其他的十户地主都兼营商业。其中最大的地主阙吉豪，也是村中最大的商人。同样，在1930年代的寻乌，我们看到，越是富裕的大地主，从事工商业的比例越高。这令人怀疑寻乌的“万户”们主要是靠工商业，而不是靠农业积累财富，增购地产的。
　　在石仓的7个行政村中，除下茶排（又名七村）外，其他各村地主户均土地不足30亩，实在不够地主的标准。土改资料又说上茶排（又名六村）“评起来没有地主，乡里改成了三户”。五村唯一的地主也是“由乡里决定的，我们没有评过。”五村的这名地主全家九口，24亩田，人均只有2.67亩，全乡最低。土改资料称其为前清秀才，县参议员。原来，是政治身份而不是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地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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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的心态研究经济史（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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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