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现象是，非核心家庭的经验对亲属间金钱馈赠的影响，和前面的亲属间的拜访频率一样，都是负面的影响。换言之，至少就拜访频率和金钱馈赠而言，使核心家庭产生隔离的，并不是工业化论者所说的核心家庭的经验，而是非核心家庭的经验。这种情形也同样违反工业化论者的假设。
3.亲属间的急难求助
工业化对亲属急难求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非核心家庭的经验。由表4我们可以发现，非核心家庭的经验愈长，与亲属间的急难求助愈少。唯一的例外是非核心家庭的经验在20年以上者。亦即核心家庭的非核心家庭经验对急难求助这一亲属关系的发展，也和对前面两类的亲属关系一样，具有负向的效果。这一现象再次反驳了工业化论的看法。
其次，迁移经验对亲属间的急难求助也有相当的影响。没有迁移经验的人对亲属间的急难求助，比有迁移经验的人要来得少。同时，在有迁移经验的人当中，时间愈长，频率愈低。
此外，职业和居住地区的都市化程度虽然对亲属间急难求助的解释力很小，但是它们的方向仍然值得我们注意。职业对急难求助的影响，与其独立性呈正向关系。农人的独立性最低，其频率也最低；非工农的独立性最高，其频率也最高。而都市化程度和急难求助则是呈负向关系，都市化程度愈深的，亲属间急难求助的频率愈低。
最后，次文化因素对亲属间急难求助的影响，也和少数地位团体亲属规范有相当一致的关系。外省人与亲属间的急难求助频率最高，客家人次之，本省人最低。
（二）工业化及次文化因素对偏女方现象的影响
1.亲属间拜访频率的偏女方现象
影响亲属间的拜访频率出现偏女方现象的较大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居住地区的都市化程度，另一个则是迁移经验（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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