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于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盗匪猖獗，由此导致农村秩序“破产”。自袁世凯称帝闹剧破产后，在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实际上成了大小军阀掠夺、鏖战的主战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形式上实现了所谓的“统一”，但军阀之间的混战仍然时有发生①。同时，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权，又一再发起反共的国内战争，致使社会秩序动荡，民不聊生。加之这一时期，日本窥伺中国之心日炽，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摩擦，使得农村秩序更是雪上加霜。连年内战，一方面，使得“战乱省份田舍荡尽，阡陌荒废”②；另一方面，又因为“养兵适足以造匪”，又造成大小匪帮猖獗，使农村陷入土匪的世界③，并且形成了民国时期独特的“兵匪”现象：士兵和土匪相互转化，“一方面，被剥夺了军人身份的士兵在寻求运用土匪掠夺的技术来弥补损失；另一方面，真正的匪帮努力利用他的习惯做法取得用其他做法所得不到的正规军身份。总而言之，这种辩证的过程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即军队的‘土匪化’和土匪的‘军队化’：‘如果政策是遣散，那么士兵就转而成为土匪；如果政府要招募土匪，那么土匪又转而为士兵。因此，没有一个土匪不是士兵，也没有一个士兵不是土匪”，④。”兵匪”横行致使盗案无时无之，进而给农村秩序带来了致命的破坏。如长江以北，“每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没有人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劫了大批的人去勒索，都不算什么一回事……在陇海路河湖一带，有数十里的小村落，房子都烧了……这里小部分是土匪烧的，大部分是农民自己烧的，大家都聚集到大团子里边住宿，以厚集抵抗土匪的力量”⑤。军队“土匪化”、土匪“军队化”的结果，致使“兵匪循环，骚扰连年，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于是或离乡背井，人口集中都市，造成畸形的发达；或铤而走险，辗转造成地方秩序不宁的因素”⑥。
其次，在于各种自然灾害频繁，政府救济乏力，人民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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