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企业江湖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世界经济论坛的国家竞争力模型把国家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阶段，中国是典型的属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大多数企业的竞争力，还是来自于人为压低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这种低价再通过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的进一步传导和放大，结果就是独步天下、无人能敌的“中国价格”。然而，这种双重的人为压低机制，短期虽然带来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从长期来看，却使企业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激励机制：在效率和创新上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不如通过各种手段低价取得生产要素的回报率高，从而阻碍甚至是打断了中国企业从要素驱动（成本最小）向效率驱动（运营卓越）自然转型的过程，创新驱动（产品领先）更是无从谈起。也就是说，这些企业被这种激励机制锁定在要素驱动的阶段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在事在人为，中国企业要想从这种格局中突破出来，逻辑上必然的选择就是自加重担，奋勇争先，自己主动提高支付给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例如，在劳动力价格方面，提高员工的待遇，支付给他们高于市场平均工资的工资；在土地价格方面，宁可从规范的市场上取得土地，不通过各种灰色手段低价拿地；在资源环境方面，高标准，严要求，在节能减排上下工夫，主动提高本公司的环境保护水平，降低本公司产品的碳足迹。当在要素价格上无利可图的时候，企业才会被迫向管理要效益，在质量和服务上下工夫，进入效率推动阶段，然后水到渠成，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最典型的例子是华为。在华为之前，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外资企业提供给一般电信工程师的月薪是5 000~7 500元，大致是国内企业的5~8倍。华为横空出世，给电信工程师提供的月薪居然比一般的外资企业还要高一大截！而且，这还不包括他们惊人比例的内部股分红！诚如业内人士所评论，华为最大的贡献是系统地提高了中国整个电信行业的待遇水平。技术战背后是管理战、人才战。华为之后，这些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跨国电信公司的好日子差不多就到头了。
有一次讲完华为的案例，有一位企业家朋友一定要拉我单独聊聊。原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曾经是华为在华北某省的销售工程师。“三年时间，我攒了60万啊！”他感慨万千地说。这笔钱成了他后来创业的基础。他也有抱怨，跟我聊华为内部的种种问题。然而，万源归一，华为在财富分享上的力度，把钱留在桌子上（leaving money on the table）的气度却始终让他一直感恩戴德到今天。所以，业界都知道，从华为出来的人，很少有人说华为的坏话。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靠专业技术，靠扎扎实实的工作，能够积累这样一笔财富，这样的好事，你到哪里去找？
有意思的是，华为这种主动提高员工待遇水平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华为在国际上的低成本优势。冀勇庆引用西门子公司2004年的内部资料，华为研发工程师人均每年2.5万美元的成本，仍然只是欧洲研发工程师人均每年12万~15万美元成本的1/6，但他们年均工作时间2 750小时，又大致是欧洲研发工程师1 300~1 400小时的两倍。里里外外合计，华为的人工成本仍然只是欧洲公司的1/12。这其实还只是算数字上的账。数字之外，想想上面那个企业家的例子，同样的工作时间，一个感恩戴德、肝胆相照的员工和一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员工，甚至是一个心怀愤懑、伺机报复的员工，其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如何相比？
中国的其他几家“好公司”，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万科的不拿一手地、不行贿的战略，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是一种典型的“挥刀自宫”的行为；王石抵制诱惑，两次主动放弃MBO（管理层收购）的机会，更是一种神乎其技的惊世武功。马云直言，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关系，“政府的生意，找上门来，实在躲不开的，免费给他们做，条件是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横行的商界，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挥刀自宫”的姿态。
在管理课堂上，我讲出“欲练神功，挥刀自宫”这8个字，熟悉不熟悉《笑傲江湖》的企业家朋友开始自然都是大笑不止；当我把这个逻辑讲出来之后，大多数人叹服，但也有些人将信将疑，觉得老师讲得好像有点理想化，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只有5%左右的利润率，哪里有什么挥刀自宫的空间？这其实又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老问题。较高的利润率在先，还是对员工的投入在先？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家朋友确实要掌握好分寸，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但在大方向上，绝对不能出错。
西方其实也有“挥刀自宫”的例子。老福特以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而著名，奠定了20世纪机械化大生产的基础。但老福特同样伟大的是在1914年，开通流水线的第二年，首次向工人支付每天 8小时5美元的工资，这相当于当时市场工资水平2.34美元的两倍多。“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老福特解释说。
所以，这个问题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从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推动到主要依靠内需推动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员工的工资被压得那么低，内需自然就上不来。可惜在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主导下，温水煮青蛙，很多中国企业被锁定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产业结构、商业模式、管理文化上都已经积重难返，生存都是问题，更谈不上练什么神功了。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小孩子看见火拿手去摸，手会被火烫着；谁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脚立刻会疼，这些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简单明了、直接确定。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行为与该行为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虽然有“出来混的，迟早要还”、“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劝善的说法，警告人们小心坏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坏结果，但同样也有“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的叹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悲鸣，甚至是“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的孤苦无告，让人开始怀疑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想要健康发展，必须通过人为制定的一些规范来把坏行为和坏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更为确定，这些规范一曰法律，二曰宗教。法律钳制那些比较明目张胆、容易分门别类的坏行为，宗教则遏止那些更隐蔽、更模糊的坏行为。法律是肃穆公堂上惊堂木破空一声，斩钉截铁，宗教大多却是夜深人静、月光如水时的扪心自问。法律看似强大，往往因为程序和文字的纠葛，掉入官僚主义的深渊；宗教似乎绵若无物，却因为弥漫性、充溢性、自发性而拥有一种惊人的能量。而且，“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宗教还同时构成了法律的底色和边界，与明文的法律相比，其重要性也许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界上各大宗教（或者说更广义的教化、文明），千言万语，做的其实都是上面所说的把坏行为和坏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突显出来的工作。佛家讲业力，讲报应；基督教讲永生，讲天堂；儒家讲爱人者，人恒爱之，都强调坏行为“肯定”会带来坏结果。当然，这个“肯定”是宣教者单方面的独断，对于大众而言，重心还是落在一个“信”字上。“信”字是“人言”，别人的话，你相信就是真的，不相信就是假的，是无法用逻辑、证据、数据来证明的。这种独断色彩体现在上面引用的几句多少有点宗教色彩的劝善的话中，共同的特征是强调时间观念：“迟早”、“时辰”、“多行”。什么叫“迟早”？是10年还是50年？是本人还是子孙？对这几句话的体味，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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