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责任大人生
古今中外，但凡成就大业者必先立大志，而后为之远谋，砺志不息，争斗不止。而才不足以济志，生不逢时，如若强为之，乃人生的悲剧。
周恩来在少小时已有“普世”、“济世”的觉悟和追望：人不能“象草木禽兽那样靠自己独立生活”，“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对于自己12岁那年能离开故土到东北读书的机遇，周恩来一直感慨命运的惠顾，“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1917年6月，周恩来在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即将结束之际，“探新大陆的哥伦布”、“竖自由旗之华盛顿”、“闻鸡起舞之刘昆”成为他心目中立志者的清晰影像。周恩来认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足够的学问和见识，便不能强心富智，更不能把自己的宏伟想法付诸实施，开基建业报效积弱不振的国家。
尽管当时政乱民贫，但走出国门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揣着友人借给的一笔不多的路费，带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豪迈情怀，周恩来东渡扶桑求学日本。在天津登船离国前夕，周恩来写下了抒发自己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到日本后，手头拮据的周恩来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与人挤住在一个“贷间”（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房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而要的是一头扎进学习的状态，期冀的是考取一所能得到官费学习的学校。对于这段埋头用功的岁月，周恩来在1918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我今年已经19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佛说报恩为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
注重直接经验的积累和现实问题的思考，是创新型人才的必备素养。周恩来从纷繁社会这本天书中吸取养分，他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而且注意观察日本社会的脉络。他对此有何感悟呢？
“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JDnq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来看。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多于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1918年2月11日时逢春节，周恩来为自己写下了新一年的“三个主义”：“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因为，“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知识。”
有领袖气质的人，一定是有“主见”敢为的人。当今世界一些政治人物经常在镜头前发表铿锵言论，无一不是在显现自己的“主见”和果断，以此在群众中创造号召力。在周恩来这里，“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义无反顾。”“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本事的，必定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件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的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是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就灰心，也不能因为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对于学习、志愿、己利和社会的关系，任何人都逃不脱要思考的。在那个矛盾交织的年代，青年人的心胸往往要囊括天下：国家、社会与民众。周恩来曾与同班好友做过交流：“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他认为，社会的需要是个人抉择的前提，如果个人所学所有不与社会交融，再有成就那也是小圈子的事情；个人高远的志愿是最大的动力和导师，它将引导你矢志不移，滴水穿石。
也可以这样说，周恩来在波涛起伏中刻意经营的“大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大责任”，正如《草庐经略》言，“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败而忧，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沿达利害，兼览始终……”。
二、本革心革新以觉悟
我们一再强调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善良、朴实、勇敢的品质，同时也看到她有时又缺乏民族凝聚力，像一盘散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长期的封建集权制度下形成的奴性心态，使她缺少一种现代的民族民主意识，以致鸦片战争的枪炮豁开了民族的屈辱。
对积贫积弱的国家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定意义上的小范围的国民启蒙教育，它意在民族的警醒中催生民族的觉悟。但启蒙不仅要有文字上的阐述，口号上的呐喊，更重要的是要有组织上的集结，行动上的先导。
1919年4月，已决定弃学“返国图他兴”的周恩来从日本回国，打算到刚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部读书。此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虽未进人南开学校，却以校友的身份“天天到南开去”，积极参与并活跃在南开，把南开作为自己文弱书生的战场。针对“五四运动”后续活动中不少人斗争情绪的松懈，周恩来在一次茶话会上动员说：“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1919年6月下旬，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已小有名气的运动积极分子周恩来被邀主办这份报纸。在《会报》发刊前，周恩来在7月12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他把“五四”运动同“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相提并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迹。”他表示，《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革新”就是改造社会，“革心”就是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发刊词为周恩来撰写的《革心、革新！》。
8月初，山东的爱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的消息传到天津，6日，周恩来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新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新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新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是时候了。”
在周恩来的人生履历中，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的觉悟社是他政治生涯的闪光点，使他有了资历成为一名早期的革命者。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具体地就是要做“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在为《觉悟》起草的《觉悟宣言》中，周恩来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乎现代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阀、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对于同胞被屠戮时的血腥场面的麻木看客，鲁迅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他弃医从文欲用笔重铸民族魂。日本军国主义的伪军，他们的灵魂也一定飞离了民族的躯体，但又如何解释“一个日本伤兵进村，能吓跪一村中国人”。民智未开，唤不起民众的参与和支持，运动就势必苍白无力。一个人的政治见识，政治胆略来自于思想信念的坚定确立和实际政治斗争的磨炼。
走上革命道路的周恩来，是喊出“群众路线”的第一人，也是深受群众敬仰的第一人。他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时刻不忘争取群众，让群众站在自己一边，从群众中汲取资源。但同时，周恩来一刻也没有忽略要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等待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迈向新境界。“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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