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性的政治符号到世俗的政治符号再到现代的政治符号，该演变在沃格林看来是一种衰退：这是一个包含两个层次的过程，即在符号上贫瘠化为世俗主义和暴富化为思辨。在他看来，中世纪是一场介乎中间的“妥协”，逐渐瓦解为两种现代面貌，即贫瘠的世俗主义和暴富的意识形态思辨。
三、内容提要
根据沃格林，中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准备阶段的巨大时间跨度”，这是神圣帝国的“集中唤启”所需要的，哪怕仅仅是为了发展出它在亨利六世皇帝（1190—1197）治下达到巅峰时所最终具备的虚弱制度现实。他将这种缓慢的成长时期归因于延续了将近六百年（约400～950）的历次日耳曼和亚细亚移民潮。这些移民潮撕裂、孤立了西罗马文明。该文明在城市化、学术和贸易水平上无不低于东方。
日耳曼移民潮形成了大型群体，并具有他们自己的王和立国神话，声称自己是特洛伊人的后代（法兰克人），或者纪念尼伯龙根人的悲剧事件（勃艮第人）。在适当的时候，王权和神话相结合，创造出“民族王国”的“唤启”，作为整体的符号化表达而成为神圣帝国在中世纪晚期的竞争对手。
查理曼（768—814）创建神圣帝国，这导致有必要建构新型的、有别于此前罗马和拜占庭的符号化表达。沃格林讨论了该建构过程的各个步骤，例如教皇格拉西乌斯一世（492—496）关于帝国中的（较高）精神权力与（较低）世俗权力分立的理论，各位教皇对日耳曼领导人的帝国官衔的任命，查理曼加冕为皇帝（800），传说中君士坦丁皇帝将罗马土地捐赠给教皇，以及统治者被纳入基督的神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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