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但是，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的重要性虽然已经显现出来，但并不是生育意愿形成中的首要影响因素。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二方面，他们和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也呈现出边缘性的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会沿袭传统农村的生育观念。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进行很好的城市社会融人，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实际生育行为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严重缺乏。这不仅会恶化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人的环境，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我们知道，生育决策体系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影响因素，使得流动人口的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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