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雇的官员和职员能够在规划的运行期间内交换其用于培训、进修和训练绩效的有价票证，当然是用一个减少了的现金率，建议是绩效面值的10％。10％的建议比率，是根据先前发生的事情而提出的，即政府规划造成了失误，参与者面对就业促进规划首先是持怀疑的态度。除此以外，对于一些参与者来说，只要规划的经验价值还没有呈现在社会面前，可以得到一部分追加的适度的现金首先可能只是一种引诱。在一定条件下，管理能够在可能的方式上进行考虑：采用较高的比率或者与供给和需求挂钩的比率是否是有意义的。这里是成立的：规划对寻找工作的参与者越有吸引力，购买和销售比率就能够越高。
怀疑者想证明，鉴于参与者从国家支持计划所得到的经验和失败，即使是最低的现金数额都似乎比进修、培训或者训练措施更有吸引力，而且绝大多数参与者在得到了有价票证之后，就想直接以现金的方式来获得记入账户的存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每一个进修、培训和训练措施在最低程度上必须有一个较小的最优化的调整。如果在目标群体那里事实上的怀疑是如此的大，那么对于目标群体来说，即使是一个高达10倍的绩效收入，其吸引力也比一个小额现金的吸引力要少得多。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一个较大的就业促进规划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形中，不应该考虑一个计划的实施，说得确切一些，这个计划只是对于特别积极热情的参与者来说的、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小型规划。
与之相反的假定可以从下面的表述得出，即在销售有价票证时一旦对狭窄通道进行调整，那么参与者就不再有可能继续得到所希望的培训绩效的支持了。如果对记入账户的存款追加的需求大于记入账户的存款对现金交换的需求，那么上文所述的情形就会出现。然而计划能够转向提高记入账户的存款上来，或者说转向提高购买和销售比率上来。如果比率接近100%，那么，在参与者方面就等同于一个自己融资的绩效。这样的局面被证明是有效的，因为参与者在自己必须要转移到独自对规划绩效进行资金供给之前已经得到了其补偿和记入账户的存款，总共超过474美元。这还只是谈到了规划的质量和成绩。
参与者能够在规划运行中的任意一个时间购买或者销售记人账户的存款。他们在被解雇之后能够直接或者很快就开始进修、培训和训练。而且，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内容和时间方面对进修的各个部分进行组合。
模型的规则就是使管理者和参与者容易理解。这个模型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把平等对待的重要观点与同样重要的、个体的和以需求为导向的观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服务供给者（包括非政府组织）提供了特别的绩效。
规划于2000年6月向加纳政府和世界银行做了介绍，并于同年开始了最初的实践。咨询师向政府和世界银行用微弱的成绩进行了小心谨慎的警示，即由于在加纳进行选举之前的高度政治敏锐性，不能按照不现实的时间表出发。
首先是根据选举之前的斗争而推迟了计划的实施，因为政府害怕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之前宣布大规模的解雇计划会带来负面影响。在2000年12月28日的选举中，由执政的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杰里.约翰.罗林斯（General Jerry John Rawlings）指定的继任者阿塔·米尔斯（AttahMills）教授输给了挑战者约翰·库福尔（John Kufuor）。阿塔.米尔斯教授参加了国家公共团体更新规划（National Institurional Reneveal Pro-gram，NIRP）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并非常积极地与世界银行进行了强有力的谈判，以至于他的选择使规划的开始便承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直到2002年3月，虽然规划出现了根本性的积极信号，但是，可选择的委托规划（AEP）还是没有得到签字。
9.6 本章小结
管理模型的个案研究比较清楚地分析了不同的、由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计划的创新观点。配套拨款模型的创新特征就是指，贫民区居民通讨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劳动、通过建立城市委员会来激发自有绩效的动机，没有非政府组织的义务劳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标记动议“地毯标志”成功地实现了建设一个广泛的、针对童工参与经济的检查控制体系，尽管动议长期以来受到了印度政府和一些积极分子的批评。参与建立“地毯标志”的德国和印度非政府组织作为反对使用童工的主题利益代言人，把它们的角色置于解决问题的具体共同工作之中。免费保健医疗专案计划是指，通过社会加盟体系，偏远地区的居民也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药品和服务绩效。核心伙伴方案是在与传统单个的承载者结构的对比当中，提出了一个制度的创新，即一方面提供特别的绩效激励，另一方面，保证计划的安全性。可交易的有价票证模型能够在组织的观点当中，在发展政策语境下被看作一种创新。因为它为参加规划的参与者提供了一种保障，这些参与者认为这个规划有价值，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绩效证明了这个规划。同时，参与者一个可能的放弃有利于另外的参与者。被解雇的官员和职员参与规划的数量或百分比描述了一个对规划的吸引力来说突出的标准。这种激励结构，也容许把推断的结论运用到目标群体对规划的接受度那里，在发展合作中是很少见的。
计划指出了非政府组织所拥有的各种比较优势。在这种形式中，所有的规划几乎不能单独通过国家或者私人经济参与者而得到实现。喀麦隆的地方行政管理不可能与贫民区居民进行一个强化的和共同参与的合作。因为他们缺乏资金和人力资源，缺乏与单个的城市区域群体进行特别强化照顾的委托。其行动方式与标记动议“地毯标志”是相似的。因为童工在印度的地毯工业中只是占全部童工的很小部分，印度政府似乎是根据国家的责任行使权力，而它不能够把其特权运用到这些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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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顾问王名
存在于亚洲和非洲不同国家之中的公民社会及组织，在与政府组织和私人经济保持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应用着各种不同的模型。
——本书作者康保锐（Berthold Kuhn）
可以相信，随着本书的发行，在德国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发展政策”定会在国内理论界与实践生活中逐渐普遍化。
——本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