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旁午、无暇分心所能解释的了。仅凭现有的史料，我们无从窥见玄烽拒绝太子出阁的全部心理。但至少可以作如下推断：三年前玄烨不顾祖训，毅然采纳漠制立皇太子，是吴三桂突然反叛造成巨大应激下的一时之举，而非循序有渐的汉化之道。玄烨立皇太子，重在政治意义，却不是文化价值上的选择。他对此将产生的更深远的效果和影响，看来当初并未有充分的估计。
待十九年三月，战事进入尾声，又有科臣余国柱疏请太子出阁。詹事府将议覆题本呈进，玄烨谓合臣曰：“皇太子方在幼龄，教以读书，必须严切教训，方为有益。其出阁讲书，俱属虚文。即字句或有错讹，亦以为大礼所在，无人敢于匡正，反误每曰讲习之功。”大学士李霜提醒他：“皇太子出阁讲读，系从来大典。”玄烨却冷冷答道：“与其循典礼虚文，有误为学功夫，不如严励训习之有益。且观故明末季，虽遵行此典，无一精通学问之主。造事情着候旨行。”在汉宫看来，本以为玄烨已无任何理由再加推延，不料玄烨的反应却如此冷漠。玄烽此时似已成竹在胸，认为太子为学全在乎日功夫，而不在典礼虚文。他以明末为鉴，又包含对沈荃的答复。两年前沈荃恰恰是以明朝为典范，而这次议覆余国柱条奏的，又是他。疏奏议覆得到合臣李霸的支持，看来朝廷上下已形成一种舆论，要求太子出阁。这种舆论显然又是针对玄烨在宫中亲教太子而来的，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上年七月京师大地震，引发汉宫对满洲贵族及在外八旗大兵的抗议浪潮，此时仍余波未平，玄烨正焦虑不安”。所以他决不肯屈从汉宫的压力，在太子出合上轻易采用明制。然而玄哗又缺乏合理而周全的应对之策，他虽答应“着候旨行”，却并无下文，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既立太子，汉宫对出合…事势必重提，玄烨不可能永远将此束之高阁。按理，他也应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康熙二十年底，三藩平定，历史又一次给清廷提供了革故鼎新、与民更始的机会。御史戴王缙乘机再次疏请太子出合，玄烽答复得虽然痛快，却依然杳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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