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迷魂招不得
不知何故，我一看到余英时一篇文章的标题《一生为故国招魂》，便不由自主地想到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传统文化已然成为久远的过去，无论这个迷魂还能否招得，在这个传统文化逐渐远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在其文化氛围内成长起来的不少近代学人，在努力地为它招魂，在努力挽留着这多少人寄托着遐想和情思的文化。在余英时论近现代学人的集子里，让人感慨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在海外为传统文化招魂的钱穆先生，一个是留在大陆同样坚守着传统文化的陈寅恪先生。
钱穆对传统文化的忧思似乎和陈寅恪一样都开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钱穆在他三十年代写的《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里说：“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日求救国保种而已……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惟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虽然话说得有点佶屈聱牙，但意思是相当明白的。自历史进程观之，从新文化运动到三十年代初，短短的十来年里，中国文化的追求和去向，已经是大势判然。这个变局，比起李鸿章所曾经面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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