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以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士白晋的生平为线索，着重介绍了他在华期间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所做的努力，描绘了白晋重点研读《周易》并通过对欧洲和中国的语言及神话传说进行比较，创立跨文化的索隐派体系的过程。同时还勾勒出影响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区各势力的争夺，以及康熙朝廷与罗马教廷往来的史实。《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对索隐派以及基督宗教这些堪称东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的专题论述，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使得长期以来遭忽略的索隐派思想研究更迈进一步。

　　2.索隐派思想在耶稣会神父白晋的一生当中2.1白晋早年的成长经历

　　2.1.1早年在法国的生活

　　白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鲜为人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是1656年7月18日在法国勒芒（LeMans）出生的。父亲ReneBouvet是当地高级法院的法官。白晋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他的两个兄弟Louis和Rene接受了法律方面的教育，并且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了法官。白晋的大姐Marie—Louise后来成为Notre-Damed'Alencon修道院的修女，他的二姐嫁给了一位皇家财产咨询师Marays。

　　年轻的白晋却被送到位于弗莱彻（LaFleche）的耶稣会学校HenriIV学习，这为他今后的生活道路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当时弗莱彻耶稣会学校并不像其他学校一样教授一些通常意义上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所综合性的学校，开设了从语法课直到神学课几乎所有的课程。此外，弗莱彻耶稣会学校遵循由耶稣会士P.Aquaviva1599年制定的名为“学习纲领”（“RatioStudiorum”）的基本原则来培养学生，其课程包含一套系统而且完整的培养年轻基督教徒的计划，目的就是使这些年轻人将来能够胜任国家部门或教会中的重要职位。其中人类科学、哲学和对基督教徒至关重要的神学在所设课程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白晋在弗莱彻耶稣会学校学习的时候，对数学和物理尤感兴趣，他也深入研究这两门学科并掌握了大量的数理知识，后来正是这些知识帮助他在中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在弗莱彻期间，白晋听说了关于伟大的耶稣会中国使者利玛窦（1552—1610）和神秘的“中部王国”——中国的很多事情。在此之前，白晋一直将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eoXavier，1506—1552）视为自己的偶像，沙勿略希望能够到伟大的中国游历传教，但他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白晋来到弗莱彻不久，就萌发了要到中国去，实现自己偶像的愿望的想法。1673年10月9日白晋加入了耶稣会，此时他已经将成为中国使者当做了自己未来的目标。后来他曾写道：“我决定献身于中国使团，在我加入耶稣会的时候就已有此计划。”只有十五六岁的白晋为自己确立了终生的奋斗目标。在后来的日子里，白晋克服种种困难，始终不渝地追求着这一目标，其坚强的意志力和持久的韧性由此可见一斑。

　　两年的修士见习期结束后，白晋立刻又回到学校继续研究对他今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雄辩术、哲学、数学和物理等学科。在那个时代，并非每个传教士都掌握了白晋所学的这些知识，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证明，掌握这些知识有多重要。从他1716年写给耶稣会会长坦布里尼（Tamburini）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白晋对希伯莱喀巴拉、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及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哲学都曾有所研究。

　　1676年白晋重新被委派到弗莱彻，并在那里学习哲学。1680年白晋成为坎佩尔（Quimper）的教师。虽然白晋对自然科学更感兴趣，但长上却安排他开设了文学课。尽管如此，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因病被迫停止教学。白晋痊愈后在圣玛利亚学院（CollegeSainte-Marie）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并且得以心无旁骛地继续研究神学。在这样一段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白晋却感到自己时刻被加入中国使团的誓言所催促着。

　　之后，年轻的教士白晋来到了位于Clermont的著名的Louis-Le-Grand学院，Clermont是当时天文学研究的中心城市。由于天文学在中国非常被看重，所以这段经历对白晋以后的生活道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耶稣会在华的指导者——柏应理（P.PhilippeCouplet，1623—1693）来到巴黎的时候，白晋第三个学年的神学学习正好刚开始。柏应理是受耶稣会士南怀仁（P.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的委托，来法国招募那些具备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到中国去的。南怀仁是1658年作为耶稣会使者和天文学家赴华的，1669年在北京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南怀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对在华传教的至关重要性，所以他才想从当时在科学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招募自然科学家作为使者派到中国，以此建立与传统的葡萄牙省有所区别的法国省。有关这次赴华传教人员的筛选问题，1678年8月15日南怀仁在北京写道：“天文学和所有与数学有关的学科，尤其是光学、算学以及理论和实践机械学，在中国人的眼中是科学的精华部分……凭借天文学华丽的外衣，传教士们就更容易在王公大臣那里宣讲我教的神圣教义，而那些王公大臣可以很好地庇护我们的教堂和传教士。”

　　柏应理1684年9月15日在一位年轻华人的陪同下到达凡尔赛（Versailles）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XIV）的忏悔神父、耶稣会士蔡思（P.FrancoisdelaChaize，1624—1709）将其引荐给了国王，并且请求国王对派遣传教士的事情予以帮助。

　　蔡思在写给当时的耶稣会总会长P.Noyelle的信中是这样描述这次会见的：“我将柏应理推荐给尊敬的陛下，他向我们伟大的国王报告说，如果一些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赴华就可以有很好的成就。我们的陛下对异域文明格外欣赏并命令我从陛下的臣仆中选择一些掌握了足够数学知识的传教士派往中国。”

　　柏应理积极地为促成此事努力着，并力图使会长相信往中国派传教士可以为耶稣会带来声誉和好处。除此以外，当时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也有利于这项计划的实施：“太阳王”几乎实现了他全部的大陆计划，只是在海上，法国的地位还无足轻重。法国的贸易繁荣，统治者正在物色新的目标，他们想分享印度的宝藏，另外被葡萄牙占领了一百多年的澳门也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在葡萄牙的统治下，天主教的教会在远东地区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深入到中国宫廷里。那时统治中国的是清朝皇帝康熙，名为玄烨。现在法国终于有了一个在远东施加影响的机会，所以路易十四欣然接受了耶稣会有关往中国派传教士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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