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驾崩，皇四子迅速继位，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他与宫廷里的耶稣会士没什么交往。事实上，他厌恶所有的传教士，认为他们是维持和平和秩序潜在的危险，就如同白莲教的教徒一样。

　　1723年6月，福建一位奉教的文人叛教，联合他的几位朋友给当地的县衙写了一封信，信中列数了对传教士的种种非难：比如他们在各处修建教堂，蛊惑民众，提倡男女平等，并劝说女孩子成为修女。这封信导致了福建总督和巡抚下令驱逐省内所有的传教士，命他们移居澳门。官员们向皇帝禀报了此事，雍正皇帝于1724年1月11日认可了他们的决定，并将这一命令推行至全国。

　　除了极少数在宫廷的耶稣会士以外，其他的传教士都在6个月内被送往澳门，由一位负责他们安全的官员监管。那些从康熙皇帝手里领到过“票”的传教士，都要将票上交给当地长官，然后集中送往宫廷后进行销毁。

　　在宫廷的耶稣会士——白晋、巴多明、雷孝恩（Jean—BaptisteR6gis，1663—1738）和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4acde Mailla，1669一1748），借助皇帝的一个兄弟对传教士的同情进行活动，试图使皇帝收回成命，或者至少让传教士获准居留广州，在那儿他们才能与欧洲保持联系。最后，1724年7月皇帝陛下终于在最后一点上做了一些让步，命令广州的地方官允许传教士居留该地，“只要他们不给公众制造麻烦”。

　　但是，这些传教士一到广州，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开展传教的工作，结果导致1732年8月18日朝廷再次下令命他们三天之内迁居澳门。

　　在流放广州的8年里，有13位法国耶稣会士居住在法国传教会的所在地。在这里，除了马若瑟之外，还有龚当信（Cyr—Contancin，1670—1733），马若瑟在给傅尔蒙的信中多次提及这个羞怯的朋友。1731年，这位耶稣会士被他的上级派回法国汇报中国传教使团的不幸遭遇，1732年他死于返华途中。

　　在马若瑟的生命中，还有4位耶稣会士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满文号家郭巾传（Jean Alexis de Gollet，1666-1741）和聂若翰（Jean Franois Noelas，1669-1724）（此二人都具备索隐学的知识），以及郝苍璧（Julien-Placide Herieu，1671-1746），他是马若瑟的头号敌人。作为法国传教会从1719年到1731年的会督，他一直拒绝马若瑟发表任何一篇有关索隐学研究的文章。

　　马若瑟认识傅尔蒙

　　当马若瑟离开九江被遣返至广州的时候，他的心里必定充满了绝望。他一定随身携带了自己大部分或者说是全部的藏书，以及数不清的文稿—手稿、笔记、草稿和杂记—包括他就是《易经》所作的八卷厚的注释笔记，现在他能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马若瑟早年间曾多次请求他的上级允许自己发表索隐学的研究成果，但都徒劳无功。他也曾试图获得来自法国本土的耶稣会士们的支持，诸如艾蒂安·苏熙业和勒内·约瑟夫·图尔内米内（ReneJoseph Tournemine）。他们要么不支持他，要么根本不给他回信。现在，身处流放广州的困境，他又怎能期望缓解上级严厉的反对立场呢？马若瑟一定觉得自己的宏伟事业——通过以索隐学的方式注释中国古籍的方法来归化中国民众——已经前途渺茫了。

　　但在1725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敢置信的事情，似乎改变了一切——这或许会是一线生机呢？

　　可能是在法国传教会的所在地，马若瑟发现了一些过期的《特里武论文集》（Menoires de Trevoux），这是当时法国耶稣会士的一份影响深远并被广泛阅读的月刊。②其中在1721年的那一卷里，有一篇关于意大利耶稣会士梅尔希奥·达拉·布列加（ Melchior dallaBriga）的文章，这位耶稣会士解读了埃及的象形文字，证明古埃及人已经知道了“三位一体”。这令马若瑟很感兴趣，他给这位能够辨认埃及象形文字的意大利学者写了信。事情又有了进展。在1722年那一卷中，马若瑟接触到了一位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埃蒂安·傅尔蒙，

　　后者曾就中国语言发表过演说，自称在中国文字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系统。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觉定了马若瑟今后十年的生活。

　　在“马若瑟的索隐理论”一章中，我们介绍他写给达拉·布列加的信，事实上，那是以索隐学方式来阅读《易经》的一个说明。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位马若瑟所不认识的法国学者关于中国语言的演讲。

　　1722年6月号的《特里武论文集》有6页关于中国语言的文章，这其实是1722年4月4日傅尔蒙在一次向公众开放的会议上，呈交给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的一篇文章的摘要。……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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