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世纪晚期宗教
中世纪晚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在近年的学术著作中，越来越多人强调要将宗教改革运动置于中世纪晚期的处境，并把对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成果，互相参照。这些领域的分割（例如，通过各自的大学讲座教席、期刊与学术团体），大大妨碍这种综合与落实的过程，但这过程对了解宗教改革运动的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会仔细检讨在中世纪晚期欧洲两股最重要的思想力量：人文主义（humanism）与经院神学（scholastic theology）。本章处理的是中世纪晚期宗教的一些基本要点。
民众宗教的增长
对于宗教改革运动背景的较旧研究，经常试图把中世纪晚期描绘为一个宗教没落的时代。这样，部分地反映了这些研究对15世纪抨击教会的文献采取的不加批判的态度。现代研究运用了较为可靠的标准，显示了恰恰相反的情况。从1450至1520年间，德意志地区正经历了民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敬虔的显著增长。这点尤其清楚见于莫勒的专文《1500年间德意志的宗教虔诚》（Piety in Germany around 1500）。
莫勒基于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从各方面最可能的客观标准看来，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意志地区，民众宗教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从1450至1490年间，奥地利上层贵族所资助的弥撒数目持续增加，这在1490至1517年间 27达到顶点。宗教互助会的成立蔚然成风，目的是让互助会成员逝世之时，可以聘请教士为其举行弥撒。这些团体基本上是由穷人捐献而成立的。这种情况存在的本身，关乎死亡与永生的信仰——例如炼狱与圣徒代求的观念。单单在汉堡一地，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就有99个这样的互助会，大多数更是在1450年之后才成立的。兴建教会的工程，在15世纪后期十分蓬勃，正如朝圣与收集不同圣物的时尚一样。15世纪被形容为“神秘主义文学膨胀的时期”[奥伯曼（Heiko A.Oberman）]，反映了民间对宗教兴趣的增加。正是这种民间对宗教的兴趣，引致对建制教会的批判，指其不能尽上其应有的责任。这种批判在以前的研究中，被说成是宗教衰落的证据，但这实际上却是指向宗教的兴盛。有趣的是，这些宗教敬虔的兴盛，似乎大部分局限于平信徒会众；当时的圣职人员没有显示出任何属灵更新的征兆。整个境况预备了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的兴起，圣职人员则被视为只是利用此种对宗教的新兴兴趣，而不是培养之。
反教权主义的兴起
“反教宗主义”（anti—papalism）与“反教权主义”是15世纪日耳曼宗教现象的重要一环。反教权主义出现的一个因素，就是显贵的圣职人员素质恶劣。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教区的教士通常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他们的有限知识都是源自观察、协助和效法较年老（却不一定较有智慧）的同工。主教辖区的巡访，往往显示教士是知识浅陋的，或经常遗忘了他们的日课经（breviaries）。教区圣职人员的恶劣素质，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在16世纪初的米兰，专职教士的薪酬比没有技术的工人还低。许多人借着贩卖牛马，才足以糊口。同一时期在法兰西的农村地区，低阶教士的社会地位大概等同于流浪汉：他们不用缴税，免受民事起诉，免服兵役，差不多与当时四处流浪的乞丐没有分别。
圣职人员可以豁免大部分的课税。这样的宽免成为许多民众愤怒的原因，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在法兰西的奠城主教辖区中（这地方在1521至1546年间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活跃分子的中心），圣职人员获豁免一切形式的税项，包括与军需供应和驻防有关的费用——这激起了当地相当大的愤慨。在卢昂的主教辖区中，民众抗议教会在16世纪20年代严重失收时还借着售卖谷物而大发横财。圣职人员免受民事法庭的起诉，进一步把圣职人员与市民大众隔离开来。
在法兰西，16世纪20年代的粮食危机，在巩固反教权主义的态度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对朗格多克（Langue—doc）的著名研究中，指出16世纪20年代见证了扩展和复苏过程的完结，那段过程是百年战争之后两代人的特征。自此以后，一场危机开始出现，包括瘟疫、饥荒，以及贫农迁往城市寻找食物和工作。同样的模式，现在已被视为当时法兰西卢瓦尔河（Loire）：l匕部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这场粮食危机，把民众的目光集中于劳动阶级与教会建制之间的巨大社会差距。
文艺复兴晚期在法兰西的主教大多数是贵族出身，这个趋势见于一个又一个的主教辖区。在莫城，教会建制的较高阶层都是出身自城市的贵族阶级，在布理（Brie）全地的高级教士就是这样。同样的模式可以见于卢昂，正如加尔文的出生地努瓦永（Noyon），当地的汉格斯（de Hangest）家族垄断了教会的事务，掌握任命的实权，而且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中，提供了大部分豁区的主教。在朗格多克省中，高阶的圣职人员大多是门外汉，往往是由贵族以王室任命权强加在主教辖区中。这些圣职人员甚少留在他们的辖区中，只把他们的属灵和现世责任，视之为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并用来促进在其他地方的政治雄心。主教与高级教士的贵族背景和地位，使他们远离工匠和农夫并隔绝于16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外。16世纪20年代高级教士（主要是建基于乡镇和城市）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构成了宗教改革运动在法兰西起源的背景。
在16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西欧大部分地区，人文主义者圈子对教育新的强调，导致教会建制被视为反动的、敌视新学问的，而且受到教育的发展与强调信仰的个人应用所威胁。16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作品显示，圣职人员的衣着喜爱维持旧款的、散漫的样式，以致他们几乎不会被视为教师、属灵导师或道德榜样。拉伯雷（Rabelais）不是唯一揭露和嘲讽修士陋习的人，伊拉斯谟也不是唯一批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的枯燥和圣职人员的不当者。
反对教宗的情绪，在文艺复兴的晚期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德意志地区。这类针对教宗的敌意的发展，往往涉及教宗是由意大利人掌握的看法。对教宗的敌意，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以及统治阶级中可能最为强烈，‘他们对教宗干涉地方教会与政治事务深感愤慨；至于对圣职人员的敌意，则在平民百姓中间最为严重，尤其是在乡镇中，他们不满圣职人员的特权（例如豁免赋税），另外圣职人员也经常像当时日耳曼的地主那般压制农民。研究指出，对于反教权的传统与反教宗的情绪，显然存在于一种所谓“教会的牢骚文学”中路德在他著名的改革论文《致德意志贵族书》（Appeal to the Ger—man Nobility）中，列出了教宗与圣职人员的陋习，类似一个世纪之前流行的清单。路德似乎是承接了对教会长期不满的传统，借此为他的改革方案赢取支持。
在一般日耳曼人民的心中，路德与其他诸如胡腾（Ulrich von Hutten）等人，都被视为针对教会压制的解放者。此外，有证据显示日耳曼的民族主义，受到反教宗与反意大利情绪的煽动，在1517至1521年间达至高峰。当时出现了一种流行的传说，认为日耳曼是上帝拣选成就其旨意的国家民族。虽然各传说于l530至1560年间被人文主义者逐步除掉，仍然有许多人视当时由路德领导的日耳曼宗教改革运动为神圣的默示与引导。当然，这现象不只限于德意志地区，例如在英格兰罗拉德派的运动（Lollard move—ment）也有相同的特征。
关于中世纪晚期民众宗教的兴盛，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宗教可说是企图将神学家的抽象观念转化为一些较具体事物的一种尝试。洗礼、婚姻与死亡成为一些充斥着民间信仰与习俗的事情[通常称为“民俗宗教”（folk religion）]，虽然这些事情起初是源于神学家所写的课本，最终却往往没有什么关联。民众宗教通常是以农村社会的事务为中心，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和季节。这类农业社会的耕作需要（例如制备干草和收割庄稼），深深结合在民众宗教的仪式中。因此，在法兰西莫城的主教辖区中，宗教礼仪提升至防止动物与婴孩的疾病、瘟疫与眼疾，或祈求年轻妇女找到合适的丈夫。
中世纪晚期民众宗教最重要的元素，可能是一连串有关死亡的信念和习俗，其中必然有一位教士参与。出席这些死人礼仪的费用是十分昂贵的，反映在宗教互助会（fraternities）的兴起中，这类团体就是为了预备其成员可以得到合适的礼仪而设的。正如上文所述，在经济困难之时，难免出现反圣职人员的情绪，因为圣职人员似乎就是从赤贫的活人为他们死去亲属的忧虑中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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