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主要著述：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
    主要译作：
    《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主要作品：
    《天竺心影》《朗润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病榻杂记》《书斋杂录》等。

    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先生时曾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有的学者说，佛教是无神论
　　有的人就义形于色地挺身起来反对：哪里会有无神论的宗教呢
　　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
　　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季羡林
　　季老的学问、人品都是一流的。
　　——著名哲学家　　汤一介
　　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著名学者、季羡林弟子  钱文忠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季羡林之子　　季承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挣扎立定脚跟。要想立定脚跟，必须依附于一个在中国已经流行的、有了基础的宗教学说。必要时，甚至不惜做出一些伪装，以求得蒙混过关。在中国人方面，首先信仰这个外来宗教的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一些上层的统治阶级的人物。他们对一个外来的、完全陌生的宗教也不能立刻了解，他们也总是拿自己固有的宗教观念去比附。这在世界上其他宗教外传时也是常常遇到的现象。
　　当佛教传人中国时，正是谶纬之学盛行的时候。当时一些皇室贵族，包括个别皇帝在内，比如东汉光武帝和明帝，都相信谶纬之学。在一般人心目中，佛教也纯为一种祭祀，它的学说就是鬼神报应。他们认为佛教也是一种道术，是96种道术之一，称之为佛道或释道。佛道并提是当时固定的流行的提法。《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襄楷上书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许多人，包括汉桓帝在内，并祭佛老二氏。佛教就在这样的伪装之下，在中国社会里生了根。王充《论衡》对于当时的学术、信仰、风习等都痛加贬斥，然而无一语及佛教。可见当时佛教并不怎么流行，在思想界里并不占什么地位。
　　为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译经大师，如安世高、康僧会之流，都乞灵于咒法神通之力，以求得震动人主和人民的视听，一直到晋代的佛图澄（公元310年至洛阳）还借此为弘教手段。不管这些和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套神通咒法，反正他们不能不这样做。《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中多次提到佛图澄的神异，说得活龙活现，神乎其神。“（石勒）召澄问日：‘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因而言日：‘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从这一个小例子中可见一斑。
　　从三国开始一直到晋代，佛教又附属于玄学。玄学是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在当时是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依附上玄学，不但有能力存在下去，而且还能得到发展。玄学讲什么《周易》《老》《庄》，讲什么道。有人就用这个道同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相比附，牵强附会当然难免。然而佛教教义却因而得到承认与发展。
　　从佛教本身的教义的输入和发展来看，最初传到中国来的是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和禅定。这同佛教在印度本土发展的历史是相适应的。在印度是先有小乘，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才开始有大乘思想的萌芽。又到了公元后1世纪，中观派的理论，所谓空宗（创始者为龙树）才开始产生。佛教小乘有些部派多少还有一点唯物主义的因素。大乘佛教则完全继承了奥义书的唯心主义，只不过是使这种唯心主义更细致化，更系统化而已。最早的《四十二章经》是否是印度佛经的译本，还是个问题。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中国来译经的安世高译出了三十余部经，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和禅观的理论。
　　同安世高同时来洛阳译经的，以支娄迦谶为最有名。他译的经多半属于大乘中观派，所谓空宗的经典。比如《道行般若经》就属于这一宗。同时稍晚一点支谦译的《大明度经》就是同一部经。朱士行西行求法，求的也是大品般若，结果在大乘盛行的于阗得到梵文《放光般若经》。这就说明，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印度佛教大乘的中观派理论已经传入中国。但是，这种学说并没有立刻引起注意，当然更谈不到广泛流行。时隔一百五十多年，直到魏晋以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引起注意。原因在哪里呢？这同我们谈到的佛教自附于玄学，是分不开的。当时的佛教理论家并没有完全忠实地按照印度空宗的理论去理解它，而是杂糅了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也讲什么“以无为本”，与老庄相混淆。
　　晋代的高僧道安（公元312～385年），虽然曾说过，“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实际上却并没能脱出“格义”的框框。他的弟子很多都读儒书或老庄之书。《梁高僧传》卷五《昙徽传》说：“释昙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读书。二三年中，学兼经史。十六方许剃发。”同上书卷五《道立传》说：“少出家事安公为师，善《放光经》。又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同上书卷五《昙戒传》说：“居贫务学，游心坟典。”同上书卷六《慧远传》说：“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又说：“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同上书卷六《慧持传》说：“释慧持者，慧远之弟也。冲默有远量。年十四学读书，一日所得，当他一句。善文史，巧才制。”因为利用儒书和老庄牵强附会来宣传佛教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他就听弟子“不废俗书”。道安还劝苻坚迎鸠摩罗什，为大乘开基，他又集诸梵僧译《阿毗昙》，为小乘做贡献。

释迦牟尼
浮屠与佛
再谈浮屠与佛
法显
关于玄奘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衍变
《列子》与佛典
关于《大唐西域记》
《西游记》与《罗摩衍那》——读书札记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佛教的倒流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佛教的传入中国——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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