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自立——从国家到个人
“自助者天助之”，这句格言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验证，这句短短的话里浓缩了丰富的人类智慧。自助自立是个人成长的根基，也是民族精神活力的源泉。制度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使人自由地发展自己，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能给人以积极的帮助，而个人不应该认为他们的幸福可以通过制度来得到保障。人们往往高估了法律、制度等外界的因素，而没有意识到只有通过自助自立才能成就自己，它依靠的是更好的习惯而不是更大的权力。根据自然的法则，一个民族的集体品格，总是会与其法律和政府相适应。国家是个人的集合，所以国家的价值和力量，更多地依赖于人民的品格而非其制度，而文明本身也不过是组成社会的男女老少的个人发展问题。我们习惯于谴责社会的罪恶，而很大程度上它们只是人们自己堕落生活的产物。最高的爱国精神和仁慈并不在于改变法律和制度，而在于帮助并激励人们通过他们自由独立的行动来提升和改进自己。民族的兴衰荣辱取决于每个个人的行为，而个人的行为也更多地依赖于自律，建立在个人品格之上的自由基础才是社会保障和民族进步唯一可靠的保障。
自助自立，正如在个体的积极行动中所表现的那样，自古就是英国人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也为这个民族的力量标定了一个明确的衡量尺度。在芸芸众生之中，总能找到许多赢得公众敬仰的出类拔萃的个体，但我们的进步同样要归功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任何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士兵们的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在生活的这场“斗争”中，冲锋陷阵的士兵从来都是那些最伟大的劳动人民。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正是积极进取的个人对他人的生活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提供了最佳的实践教育。学校教育只是文明教化的起点，影响更大的是日常教育，也就是席勒所说的“人的教育”，它存在于言行举止、操守修养之中。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真正磨炼一个人，而这样的教育不可能从书中学到。
有志者，事竟成
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伟大思想的传道者、伟大心灵的统治者。他们未必出身高贵，他们同样来自学校、工厂和农场，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他们前进。比如纺纱机的发明者和棉纺业的奠基人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克服困难达到成功，就印证了那句老话“有志者，事竟成”。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莎士比亚的情况，除了他的出身寒微。他的父亲是一个屠夫和牧场主，至于他本人，据说早年做过梳毛工、小学门房，后来还当过公证处的文员，看来他真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人的典型代表”。莎士比亚的确曾经是位演员，“扮演过很多角色”，他通过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观察，不断提升令人惊叹的知识储备，他是一个严谨的研究者，一个刻苦的劳动者，他的著作对于英国人的性格，至今仍然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工程师布林德利、航海家库克和诗人彭斯都出身平民；建筑师伊尼戈·琼斯、生理学家约翰·亨特都是出身木匠；工程师爱德华兹、地质学家休·米勒都是出身泥瓦匠。在织布工中，则涌现出了数学家西姆森、雕刻家培根和诗人塔纳希尔；鞋匠这个行当为我们贡献了伟大的海军将领克劳德斯利·夏沃尔爵士、电学家斯特琼恩，还有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爱德华兹，著名的“爱德华兹虫”就是他业余时间研究发现的一个小甲壳虫的新的种群；还有最伟大的裁缝——智力超群、个性十足的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与蒸汽机的发明紧密相连的纽科门是铁匠，瓦特是做制图仪器的，而斯蒂芬孙是消防队员；对天文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哥白尼和开普勒，他们分别是面包师的儿子和酒馆老板的儿子。这些伟大人物，虽然早年都身处逆境，但他们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赢得了千古不朽的美名。
财富可以留给后代。智慧却要自己获得
从普通士兵晋升为高级军官的例子在英国并不多，而大革命后的法国却十分普遍。“任人唯才”的观念使那里涌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例子，我们现在也应当效仿他们。克莱贝尔、勒菲弗、维克多、拉纳等等都是从普通士兵晋升上去的例子。在他们之中，有的晋升迅速，有的提拔缓慢。
圣西尔是图尔市一位制革工人的儿子，一开始是个演员，后来入伍成为一名轻骑兵，1年不到就成为上尉。维克多于1781年加入炮兵，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免职，而战争爆发后又再次入伍，因为勇敢无畏和才华出色，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提拔为中校营长。缪拉是一个乡村旅店老板的儿子，本人在旅店里照看马匹。起先，他加入轻骑兵，后因违反纪律被开除，再次入伍后，很快上升到上校军衔。而苏尔特从入伍那天起至拥有中士军衔，期间花了6年时间。马塞纳更慢，他混到中士军衔整整花了14年。
在法国军队中，这种普通士兵飞黄腾达的例子到今天还有。法国国防部长兰顿元帅起先是军乐队的鼓手，在凡尔赛美术馆中就有一幅他的手搁在一面鼓上的肖像画。该画应他要求而作。类似的例子鼓励着法国士兵要热爱他们的工作，因为有朝一日他也有可能成为元帅。
在各个国家，许多人凭借自己的刻苦和努力，从行业的底层跃升到社会的显赫位置。而他们早年所遭遇的困境，正是成功不可避免的条件。
英国下院一直都有大量这样发愤图强的典范。约瑟夫·布拉泽顿议员曾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细述自己在纱厂做童工时的遭遇，他说他当时便下定决心：将来一定竭尽全力改善该阶层的处境。在全场的欢呼中，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郑重地说，这样一个从那种困难的环境中上来的人，应该有资格和世袭的贵族们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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