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局部来看,这意味着黑格尔普世主义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也许是过于乐观的)人类史观,这种史观把人类历史看做是一个单一的、自由和理性在世界上不断地自我发展、不断地自我意识的辩证过程。在这个单一的历史过程中,集体性的人类精神在时间的行进中具体地将自己变成现实。但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式,这一“单一的”过程既是多元的也是前进的:之所以是多元的,是因为它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经历了各个层面的自我理解;之所以是前进的,是因为每一个层面都可以看做是某个单一过程的一个阶段,而通过这个单一过程,集体性的人类精神可以逐步将自己从不那么完美的自我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提高到比较完美的自我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①黑格尔《法权哲学》的目的,是要为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所实现的某种鲜活的、被理性地表达出来的社会结构,为这一结构最为高级、最为成熟的形式做一个哲学性的说明。就其本身而言,它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可以用来定义和评价各种价值的标准,而按照这个标准,不同的社会秩序可以在政治、经济、教育、商业和社会生活方面提高人类的福利。
黑格尔相信,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说,他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西欧国家至少已经具备了理性和正确原则的某些部分,并且,大多数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合乎伦理。或许是因为他的欧洲中心主义,黑格尔似乎认为,在西欧传统之外的绝大多数文化都还没有达到文化发展的最低程度,因此也不能被认为合乎伦理(或者sit·tlich)。人们或许有理由谴责黑格尔,谴责他在文化和历史方面都有所限制的、对于自己普世主义立场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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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波